叶舟:自带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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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3-05-18 11:36作者:陈仓 李清川来源:青年报

叶舟原来叫叶洲,笔名是他在大一的时候取的,根脉源头是自小就生活在“一只船街道”。叶舟无论写诗还是写小说,开始都是围绕着“敦煌”展开的。他父亲是甘肃武威人,二十几岁来到了兰州,但他一辈子乡音未改,《敦煌本纪》出版后,父亲就问他,怎么写的又是敦煌呢,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凉州吗?那天,看着父亲插上了氧气管,他突然间决定必须抓紧时间,首先为父亲写一本书。但悲哀的是,134万字的《凉州十八拍》写出来的时候,父亲还是走了。在成书的时候,他特地腾出了一页雪白的纸,将父亲整理的四句话,当成题记印在了扉页上: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叶舟十分悲伤地说:“父亲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儿,这部书也成了孤儿,无人认领。”

1 相比我写过几本书、几行诗,我干过的最漂亮的事情,是捍卫了一条街道的历史。

青年报:你生在西北,本来是个缺水的地方,名字中为什么却有一个“舟”?舟,船的意思,这不会是笔名吧?你觉得名字,尤其是笔名,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叶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或许就是一种宿命,一种前定,它蕴含着你的脚印、方向、运程和花开花落,这里面有一套复杂的编码,包括所谓的笔名。我生在兰州,但兰州并不缺水,有一条伟大的黄河穿城而过,让这座城市建筑在河谷两岸的滩涂上,犹如一本打开的巨著,写满了古往今来的一切沧桑与记忆。我出生不久,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本家谱,说下一辈的子女们名字当中必须带“三点水”,他去给我上了户口,我就开始叫叶洲,一直叫到了现在,迄今未变。“叶舟”这个笔名是我上大一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时,擅自更改的,没有征求过父亲的意见,但他老人家似乎也默许了,因为这一切都大有深意,他也心领神会。

自小,我们就生活在父亲单位的家属院里,几十户人家乌泱泱的,构成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家属院位于兰州大学大门对面的一条街道上,街道名叫“一只船”,绿柳荫蔽,古风盎然,距离黄河也不过四五里地。我上初二时,黄河发过一次大水,洪水漫延到了兰大附近,可见这个地名颇有来历,而我当时却一无所知。工作之后,大概是在1998年,我供职于一家都市报社,偶然看见当地的一家机构发布的告示,他们决定拍卖兰州城内几条街道的命名权,一只船街道赫然在列。这下子我就急了,我感觉一辆疯狂的铲车正在驶来,不仅要铲除这条街的面貌与记忆,它还会让“叶舟”这个名字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岂能坐以待毙、善罢甘休?在那个夏天,我骑着一辆自行车,泡图书馆,走访古稀老人和土著居民,在档案馆里查找旧资料,做足了功课,并发挥了一名小说作者的专长,开始撰写系列文章,向他们讲述一只船街道的前世今生。

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实,一只船街道跟大名鼎鼎的左宗棠有关,历经了百年风云,其来有自。想当年,这位朝廷的肱股之臣抬棺西行,入疆平叛,率领大军路过兰州城时,就驻扎在东门外的一片乱坟岗子上,补充给养,昼夜操演。后来,随着前方战事的不断扩大,阵亡将士的遗骸被一批一批地输送下来,又无法及时地运回湖湘入殓,只好暂厝在兰州城的东门外,渐成规模,号称“义园”,类似于现在的烈士陵园。义园周围有重兵把守,擅入者斩,而在中心地带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帆船,船尾靠近黄河水,船头则朝向了南方的故乡,不言而喻。在这里,白天有香火,入夜之后便会升起一盏明亮的桅灯,仿佛在引魂,不至于让那些亡灵迷失,落魄他乡。久而久之,本地的土著居民前往义园跟官兵们做小买卖时,一般会遥指着那一艘木质帆船,称其为“一只船”。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有关部门也是从善如流,采纳了这一建议,保留下了“一只船街道”这个地名,让我的“脐带”迄今犹在。吊诡的是,时隔多年之后,有几家影视公司来拍摄这条街道的传奇,他们从网上扒下了我的文章,直接当作了解说词,但没有一个人当面采访过我,这至少是他们的损失。因为在我的父母搬离这里时,我特地撬下了那一块老旧的铁皮门牌,保存至今,上面的地址是:兰州市一只船北街108号。

相比我写过几本书、几行诗,我觉得自己干过的最漂亮的事情,就是捍卫了一条街道的历史,同时也保住了“叶舟”这个名字,谢天谢地。

青年报:你是兰州人,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人们一提起丝绸之路,肯定会想到兰州,所以这里文化积累很深。我想问的是,你的文学理想或者说是文学观,是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培养起来的吗?

叶舟:我的故乡就是一只船街道,它并不长,也不宽,隐身于兰州城内。

我从小就生活在黄河上游,生活在兰州这座重要的水陆码头上。1877年,当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在他的《中国》一书中首次发明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并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横亘于亚洲腹地深处的这一条天路,仿佛抖落了身上的灰尘,露出了它清晰的骨骼,以及斑斓的历史。巧合的是,我所在的兰州城,恰恰就位于丝绸之路境内,它被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所簇拥,东望长安,向西又毗邻着河西走廊这一条著名的孔道。如果说,写作是一种宿命的话,那么兰州及河西走廊就是我的文学版图之一,也是我的文学疆土,我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就发生在这里。

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我站在兰州这一座水陆码头的瞭望塔上,可以望断千年,看尽春秋。在这里,不仅有大河东去、佛法西来的遗址,不仅有民族融合、各美其美的传说,不仅有语言共生、和平遍地的光阴,即便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仍旧有着丝绸之路这一条伟大的通道,给予我们这个国家的慷慨馈赠。我以前撰写过一部纪录片的解说词,描述从丝绸之路上涌入中国内地的瓜果与蔬菜,便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种例证。比如,从先秦到两晋,我们接纳了小麦、大麦、高粱这样的粮食作物,接纳了藕、萝卜、胡瓜、胡桃、胡椒、蚕豆、芋头、香菜、豌豆和茄子这样的蔬菜,接纳了生姜、大蒜这样的调味品。从唐朝至元朝,我们又迎接了丝瓜、莴笋、菠菜、胡萝卜等的蔬菜,迎接了西瓜、无花果、香蕉等的水果。从明朝和清朝,我们拥抱了红薯、花生、向日葵、烟叶这样的作物,拥抱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洋葱、洋白菜、西葫芦、菜心这样的蔬菜,拥抱了苹果、菠萝、草莓这样甘甜的水果。真是难以想象,假如剔除了以上这些活色生香、琳琅满目的果蔬品种,我们的餐桌上该有多么单调,我们中国人的味觉该有多么寡淡,我们的诗歌和戏文中将会丧失多少清香的气息。但是不,人类的文明与交流,驱遣着这些植物大军一路东进,翻山越岭,服属了这一方水土,进入了我们的田野与胃囊,养育了我们的昨天和今天,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的地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果蔬与饮食,无疑也养育了现在的我,包括文学的眼光、立场、美学、伦理与态度,这似乎有点宿命的成分。

青年报:我们可以说是同行,你在新闻媒体里干过很长时间,你讲一讲自己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吧。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叶舟:曾经有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埋头办报,心无旁骛,没写过一篇小说,甚至没写过一行诗,简直到了身心分裂的地步。我知道,世界上或许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新闻编辑,但它可能需要像我这样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去干点什么,干点正事。仰赖于甘肃日报社的善待和礼遇,为我成立了“叶舟工作室”,让我一直在从事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任何的干扰,我心存感激。

在我看来,新闻结束的地方才是文学的起点,哪怕是一条简短的社会新闻,其中都包含着足够多的文学元素。新闻是喧哗的、表象的、站在前台的,而文学需要刺破那一张报纸,去究问事件背后的纹理、轨迹与世道人心,后者可能更有力量,也更有说服力,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虽然离开了新闻一线,但这一段经历教会了我对这个时代、对整个社会的热情与敏感,当然也不乏剖析和怀疑的能力。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新闻生涯,想必也是一件幸事。

2 我觉得“忠义”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发光的词,自带光源,经久不灭。

青年报:我们急不可耐地想谈谈你最近的大作《凉州十八拍》。看到《凉州十八拍》,我们忽然想到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你的书名是怎么出炉的?你过去的文学地标是“敦煌”,比如《大敦煌》《敦煌诗经》《敦煌本纪》,这次为什么变成了“凉州”?

叶舟:容许我从后往前来说这个问题吧。2018年,我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正式出版了,这本书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一帮少年出走敦煌,各寻未来,我都已经把续集的故事构思好了,也曾经夸下海口,准备撰写“丝绸之路三部曲”的第二部,但因为我对敦煌周边的几个地点还不太确定,就跟朋友们又去了一趟。不料那一日,我接到了父亲的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就此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

因为进入了祁连山腹地考察,手机干脆没有信号,失联了多日,在电话那头,父亲先是很紧张地问我在干嘛,得知实情后,他叮嘱我注意安全,还说:“我肯定打扰你了,抱歉。”那一年,父亲已是86岁高龄,我感觉不大对劲,我还发现他有些气短,便赶紧回到了兰州。第一眼看到父亲时,我就意识到一个人的衰老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刹那的事情。

我父亲是甘肃武威人,二十几岁只身来到了兰州,安家落户,自此很少再回家乡,但他一辈子乡音未改。我曾经许诺要给他写一部关于家乡的书,他很期待。《敦煌本纪》出版后他还问过我,你怎么写的又是敦煌呢,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凉州吗?那天看着父亲插上了氧气管,我突然间决定要把我手头所有敦煌题材的写作计划全部束之高阁。我必须抓紧时间,首先为父亲写一本书。真的,我有了一种跟生命赛跑的感觉,在接下来的47个月当中,我几乎马不停蹄,甚至没能歇息过哪怕一天。写作必须有一种纪律,强大而刻板的纪律,宁可十年不要将,也不能一日不拱卒。在给出版社交出书稿的时候,差不多四年时间过去了,我等于又读完了一个本科,真是悲欣交集,感慨良多啊。

跟《敦煌本纪》截然不同,《凉州十八拍》这个书名是我动笔之前就确定的,属于顺产。我有一帮搞民谣的朋友,他们时常来兰州相聚,恰是在那种场合,我认识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民间乐器,包括胡笳,也听过许多遍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它最后形成了这部百万字小说的架构,给整个故事赋予了一种苍凉而广阔的底色。其间,我还求助于著名的音乐人叶云川,他当时正在录制“中国音乐地图”,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关于“胡笳”这方面的,不至于让我露怯。

青年报:翻开《凉州十八拍》,扉页上有两段题记,其中一个是选自你父亲生前改编的《凉州宝卷》。你的父亲,或者说《凉州宝卷》,为你创作《凉州十八拍》起到了什么作用?

叶舟:前面说过了,这是一本为我父亲、为家乡凉州所写的书,我在跟时间赛跑。父亲出现了气短的状况后,他每天夜里总要起来好几次,长时间地吸氧,我和弟弟妹妹换班守着他。轮到了我,晚上十点多照顾他歇息后,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就开个小台灯悄悄地翻阅资料。有一天我听到他问,你在看什么东西呢?我说,我在看凉州史料,还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

这么着,父亲在夜晚吸氧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契机。我总是问这问那,大到过往的历史,小到他幼年时的饮食、服饰、方言、村庄的规模、各个家门的情况,等等。上了年纪的人,可能对眼前的事情记不住,但对过去的事却记得比谁都清楚。有天深夜,父亲忽然拔掉了鼻管,对我说了四句他自己整理的《凉州宝卷》: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我当即就被这种惊世骇俗的句子给镇住了,赶紧抄在了纸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一根线头,找见了整个故事的腔调,也摸到了将来《凉州十八拍》的心跳与核心要义。这是父亲的加持,更是凉州的赐予。

但悲哀的是,2020年7月20日,父亲还是走了,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儿,这部书也成了孤儿,无人认领。在成书的时候,我特地腾出了一页雪白的纸,将父亲整理的这四句话印在了扉页上,心香泪酒,策励自己。今年除夕的早上,我跪在父亲的墓前,双手敬献了一套书,我终于兑现了当初对他的承诺。我想,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使命,无论作者出于什么样的意志去写这本书,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深情主义的东西存在。

同时,我也在用这部三卷本的书修复自己的情绪,在我的书写中,悲伤犹如一尊青铜器,压得我至今喘不过气来,我必须开一座窟子,将它安放下来。

青年报:《凉州十八拍》以《赵氏孤儿》为引子,有一个救孤的内核,通篇展现的是义,兄弟朋友之间的小义,慢慢演变成了救亡之义。我们想问的是,这部作品有没有故事原型,或者说是人物基础?

叶舟:坦率地讲,没有故事原型,这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但是一定要追索源头的话,我想恐怕也来自于父辈们的生活。我父亲这一辈兄弟三人,他最小,两个哥哥都是一米八几的汉子,高鼻深目,肩背宽厚。小时候,两位伯父来兰州城看望我们全家时,我惊讶地发现,这三兄弟点灯鏖战,一边饮酒,一边谈论凉州往事,那种神秘的方言虽然令人费解,但又让我觉得他们来自《三侠五义》和《说岳全传》这样的连环画册,这是“义”的最初启蒙。

《凉州十八拍》里“救孤”的故事貌似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北疆贩马集团续门被满门抄斩,但主人的遗孤被五名忠仆救了下来。这些义士一路躲避追杀,南下进入了武威城,只为了少主子能活下来,在十几年的光阴中,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另一个层面,待这个孤儿长大成人后,他又去救别的孤儿,去拯救沦落在险境当中的红军,也就是西路军战士。实际上,那时的中国也形同一个“孤儿”,内战频仍,山河破碎,民心瓦裂,急需要一种不畏死、不屈服的少年精神,去收拾残局,去重振魂魄。这个故事当中频繁出现了一个切口,问这个孤儿原本姓什么?回答说,姓续。什么续?答复说:续命的续,续香火的续。——我以为,这才是《凉州十八拍》真正的精神底色,也是整个故事的主轴。

其实,《凉州十八拍》的叙事是相互缠绕的,它总共有三条线索,一条就是前面说到的徐惊白的孤儿身世,以及他的成长与觉醒,另一条则是徐惊白的姐夫顾山农,在那个山河动荡的大时代面前,他凭着一己之力,苦苦经营着贯通河西一线的贸易保价局,但是在暗中又拼命守护着河西走廊自汉代以来最大的机密——铜奔马,不愿意让它被军阀集团和地方势力所掠夺,进而戕害百姓,糜烂西北。然而,顾山农的隐忍与保守,让他走向了弟弟徐惊白的反面,这是大浪淘沙的必然结果。第三条线索是河西走廊境内重要的历史人物与边地传说,诸如鸠摩罗什、罗什塔、萨班渠、左公柳等等,也都被我有机地融入到了小说当中,尤其是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奠定了整部书的架构,让这个故事飞扬了起来。

3 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说家常,我喜欢这样的境界。

青年报:你成功塑造了徐惊白、顾山农、权达云、刘北楼、沈阁兰、朱绣等铁骨铮铮、重情重义的人物形象。“江山凭的是忠义”,你结合自己塑造的这些人物,来解读一下“忠义”一词吧。

叶舟:我觉得“忠义”这个词太广阔,也太硬朗了,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发光的词,自带光源,经久不灭。上溯春秋、《史记》,及至各种民间话本和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义”是一种骨骼般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血肉般的东西,倍感珍贵。如果非要归纳一下的话,我认为“义”就是正信、正念和正途,就是执念不悔,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等等吧。

青年报:你将地等传说、历史人物、重大事件熔为一炉。传说,神话,有时候恰恰就是一片土地的魂,可以起到挖掘文化密码、追寻精神原乡的作用。你是怎么处理这些传说的?

叶舟:我常年游走在西北,各处漫游。我一向认为,这片土地上不仅生长五谷杂粮,还长出了因果,长出了一种叫“光阴”的东西,这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凉州乃至千里河西走廊,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仓储之地,对于它的重新发现与认知还远远不够,包括在艺术呈现和表达方式上。石窟走廊、灿烂的壁画、驳杂的雕像、说唱艺术、遗址与传奇等等,在这些作品的面前,所谓传统和现代主义的区分不仅无力,甚至还有点轻薄。我喜欢那种上天入地的野生状态,比如边塞诗,我喜欢这样的写作,热衷于将它们融为一炉,为我所用。

青年报:《凉州十八拍》的讲述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好像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场,写的不是当代的故事,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河西走廊又比较“偏”。那么,你觉得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时代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叶舟:我认为,自古而来,河西走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心腹地带,它不仅仅提供了一种地理上的战略纵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文化的纵深,思想的纵深。寻龙问穴,爬梳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最初的精神原点其实就是从这个方向上获得的,我们的边塞诗,我们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们少年时代的目光,概出于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何为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例》,我说当时对整个西北边疆的经略其实有两个集团,一个是军事集团,另一个则是文人集团,在军队收复山河之后,文人们就跟了上去,像李白、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王翰等等的诗人开始为这片大地贴上标签,他们用诗歌给每一座山冈、每一条河流、每一块绿洲命名。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也在这里,开疆拓土的边塞诗恐怕也只有在这样的壮烈风景中才能写就。

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片疆域渐渐地板结了、荒凉了、天远地偏了,成了不毛之地,成了一块生锈的地带,无论从精神和意志上来讲。我写过大量的诗歌,包括后来的《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我渴望用自己的这一支笔去除锈,对,就是除锈。

青年报:我们翻开这部书,被吸引住的东西很多,感觉像是在读“古典名著”。首先是因为你的语言值得赞叹,有着大四名著的“语气”,比如“言毕”“是故”“不作他想”“列位,总因笔墨徜徉,首先叙述一桩凉州票决之事”。 你用这样一种语言,是受到古典名著的影响,自然而然的选择呢,还是有意“做旧”而为之?

叶舟:这样的语气,这样的腔调,实际上就是这个小说文本该有的五官与面貌,也是其中的年代感、身份和生活习性所具备的特征,既不是模仿借鉴,也不是有意做旧,而是还原。《凉州十八拍》里隐藏着一位说书人的角色,这个角色可能就是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那时候我在半夜里醒来,听见他们用迷人的方言,你一嘴,我一嘴,一座声音中的凉州便浮现而出,栩栩如生。在那个清贫而悠长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粒种子,埋在了我这个少年人的心中。

青年报:你的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很有诗意的成份,可能与你开始是写诗的有关。过去,你在诗坛中有重要影响,写出了《大敦煌》《边疆诗》《丝绸之路》《敦煌诗经》等名篇,后来为什么要换频道,开始小说创作?诗人的经历对你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叶舟:诗歌是养料,而小说是一种挥霍,我指的是语言。语言是杂花生树,千变观音,显出了它复杂、高贵和不驯服的一面。我以为恰切的语言,其实是你从年代、人物、身份、地理和习俗等诸多方面摸索出来的,就像你穿行在茫茫黑夜中,你必须喊出一盏灯来,照亮自己的前路那样。

其实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写诗,电脑里存了两三本新诗集,还有待出版。以前就有评论家说过,叶舟是左手诗歌,右手小说,这种状态持续到了今天。在《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的写作途中,一旦我感觉到语言开始打滑,开始油腻与俗套,我就会坚决停下来,转头去读诗和写诗。的确,诗歌就是一块磨石,它可以让我的语言更锋利、更尖锐、更敏感,规避迎面而来的那些杂质,时刻保持一种生动且热烈的表情,不落窠臼,不人云亦云,有一种坐虎针龙的效果。

青年报:在娱乐至上的新媒体时代,纯文学的可读性非常重要。你的作品可以说是可读性、文学性和思想性兼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认为,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叶舟:思想的传播,一定得有广泛的可读性,而可读性的优劣,又可以鉴别出思想的高下。这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的关系,不可偏废。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说家常,我喜欢这样的境界。

青年报:你业余生活是怎么样的?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叶舟:哎哟,我其实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单调的人,除了白天写作,最喜欢的就是读帖、临帖,练习毛笔字,酒量在三四两左右,有三十年的烟龄。

受访者简介:

叶舟,诗人、小说家,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甘肃日报社叶舟工作室主任,一级文学创作。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兄弟我》《所有的上帝长羽毛》《第八个是铜像》《秦尼巴克》《西省列传》和《叶舟小说》(上、下卷),诗集《大敦煌》《边疆诗》《叶舟诗选》《丝绸之路》《敦煌诗经》《引舟如叶》《自己的心经》《月光照耀甘肃省》《诗般若》,散文集《大地醍醐》《漫唱》《西北纪》《漫山遍野的今天》等。多部诗歌和小说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俄语、日语、波兰语、韩语等语言在海外出版。

作品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