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与政治新探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占据着显著和特殊的位置。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化(过度政治化)、去政治化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政治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改变，即从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这种重返和转型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和表述。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是文学文本的内在组成部分，与审美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且审美本身具有政治因素。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超越批评的外在和内在的疆域，从新的角度审视文学文本中的政治，探索政治批评实践的新路径。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学/政治/审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批准号11&ZD0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当今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主要鉴于以下原因：其一，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仍存在偏颇。有人并没有完全从极“左”的惯性中解脱出来，动辄“打棍子”“扣帽子”，把政治批评搞得面目可憎；也有人出于对以往政治的恐惧，表现出对政治的疏远和反感；因而有必要对这些思维惯性加以反省。其二，只要文学与社会存在联系，就无法完全回避或无视具体的政治历史背景对个体生命和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事实上政治因素也从未从文学中消失。其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来，文学应有自身的责任和担当。文学要表现人的命运，要揭示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就应该直面社会，干预现实乃至引领生活。如果文学不对社会发言，不引导人们思考人生，文学的存在就成为问题。因此，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提上议事日程。若回避政治这个问题，将可能直接影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一 文学与“重新政治化”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士大夫包括文人经世报国的情怀是文学与政治建立关系的文化基础。笔者曾探讨过“痛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发现中西诗人痛苦的内涵有很大差异，西方诗人的痛苦多因情爱之故，而中国诗人的痛苦则是“感时忧国”，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悲愤，是其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懊恼。就文学批评而言，虽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自身的特色，讲究“缘情”“滋味”，等等，但显然“言志”更具主导地位。近代以来，一批中国学人如梁启超等主要从政治出发研究学术和文学。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念将小说提到了开启民智的高度，突出了文学在启蒙和革命中的作用。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化(过度政治化)、去政治化到如今重新政治化的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在五四激进的时代氛围中，启蒙和革命成为当时文学和批评的重要主题，其间盛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也都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茅盾当时曾指出，作家不但要描写社会的真实背景，而且要“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应该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复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①。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处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时期，左翼文艺包括电影、小说、歌剧、小曲等都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动员功能，左翼文学批评也十分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而域外传来的印象批评、语义批评等之所以未成气候，就在于国难当头没有给这些闲适批评留下发挥的空间。在延安，革命文学更是旗帜鲜明地为工农兵服务。周扬曾明确提出：“如果文艺批评不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不能辨别作品中的倾向好坏，不为创作发展的正确方向斗争，那么，这种批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②文学的这种政治化倾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政治，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过，这一特色又是一把双刃剑，突出政治尽管当时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后来这种趋向逐步演变成政治标准唯一，文学批评多从政治观念出发评判文学作品，用阶级分析代替艺术分析，政治被曲解为斗争。这就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原则，忽视了美的规律，走向了“过度政治化”的歧路。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理论批评层面看，在思想解放的滚滚浪潮中，文学理论界首先反思的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③。出于对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反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以及西方文学批评思潮的涌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去政治化”的趋势。随着百年以降的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特别是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在这一时期被大举引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将目光转向文本，走进形式，发现了这个长期被人们遗忘或遮蔽的天地。人们接受了这些形式主义批评的主张，如标举文本的自足性，主张从文本的语言和形式入手，力求达到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化，等等。尽管80年代文学创作上出现了颇有反思意味的“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但文学批评却毅然决然地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那面旗帜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的这一口号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去政治化”的标志。

　　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文学与政治再次走近，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重返历史、重返意识形态的转向。这种重新政治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外学人对文学批评现状的反思。人们逐渐意识到，任何疏离政治和游戏政治的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最终伤害的是人自身和赖以生活的社会环境。“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④即使是那些标举科学或自足的文学批评，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批评等，实际上都摆脱不了政治对文学批评的渗透。如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陌生化”，它就是通过所呈现的画面与现实的强烈对比等给人以震撼，产生深刻的政治含义。结构主义所标举的二元对立也回避不了政治因素，只要给二元对立注入语义就有了政治的意味。解构主义对中心的颠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西方，不仅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批评流派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而且随着后现代思潮和文化研究的传播和推进，权力话语、文化霸权等也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热门词汇。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振兴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民族及其相关问题成为文学批评的前沿和现实话题。如今，性别、种族、生态、民族等逐一成为当下批评的切入点。

　　在中国，当今的重新政治化还具有特殊的意义。重新政治化不是政治的简单回归，它体现的是一种现实关怀，彰显出文学批评对社会、人民和民族的责任。同时，重新政治化也是对过分娱乐化的抵制，政治所体现的理性因素无疑是对审美感性的一种纠偏和补充。在消费社会里，面对物质繁荣、价值失衡和资本泛滥，人们沉溺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放纵”⑤中。文学批评的重新政治化提示人们须警惕过分娱乐化造成文艺的畸形繁荣，一味追求语言的迷宫和感觉的狂欢，不仅抑制和遮蔽了文本中的政治因素，而且让人们在娱乐中降低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热情。更重要的是，重新政治化不是以一种外部的力量来干预文学，而是通过重新塑造人的感觉和精神世界的方式来介入社会。也可以说，重新政治化与审美发生了关系，它通过新的感觉、新的形式帮助人们形成对世界的新的看法。这种政治与审美的融合正是重新政治化的价值所在，也是建立新型的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理论基础。

　　二 政治形态的当代转型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仅在时间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且政治在呈现形态上也发生了转型。由于当代经济政治格局的波谲云诡和阶级关系的变动不居，在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提出古典政治走向终结的观点之后，如今又有西方学者提到了政治的终结问题。如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就表达了对美国政治衰败的失望，尽管他表示所谓政治的终结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并寄希望于政治的复兴⑥。应该说，就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看，政治从来就没有终结，而是不断出现转型，这种转型正是政治本身的生命力之所在。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政治的内涵和外延悄然发生着改变，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必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势对政治形态的走势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

　　其一，从阶级政治到人民政治。以往的政治主要体现为不同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一定的政治就应该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而如今的政治则已不限于阶级斗争或党派政治，而是延伸到更为广阔的人民政治。政治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本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真实利益，追求绝大多数人的公平正义。当然，人民政治的提出并不是要完全取代阶级政治，而是表明人民作为阶级的集合体，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人民政治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政治向人的解放迈进的过渡环节，它使当今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内涵得以扩展。在人民政治的框架下，阶级分野并没有消失，阶级差异和对立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像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那样泾渭分明。如今工人和老板可以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徜徉于同样的风景胜地，都可以开凯迪拉克⑦。社会的财富也不全是由某个阶级创造，所有创造财富的人都有权要求享有自己那份应得的权益，都可以言说他们的特殊性。生活在变化中的中国和世界的人们，都在寻找自身的位置和价值，经历着身份的再定义。人民政治的提出也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明确了服务对象，文学活动就是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⑧。

　　人民政治与西方学者提出的身份政治不尽相同。人民在当代中国是主导和主流话语，而身份政治则主要强调性别、种族等边缘状态的人群，在一定意义上是少数人的话语，是弱者反抗的表征。并且人民政治既主张对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又看到了个体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⑨抽象的群体意识转化为对具体多样的个人生存的关切，这种具体性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天地，在普遍性中发现特殊性，关注普通人的生存际遇、喜怒哀乐，就成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焦点。

　　其二，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宏观政治主要指涉国家体制、国际交往和社会变革等大的层面⑩，微观政治则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微观政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是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当今人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转向人的现实存在，转向日常生活。微观政治的兴盛与当今的文化研究有着密切联系，学问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事了，政治被嵌入日常生活中，渗透到传媒世界、购物中心、身体和居住之中。当代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争夺也主要不是通过剑拔弩张的斗争，而是通过文化或消费来左右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影响和改变人们观念。当然，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并不意味着完全忽略宏观政治，而是说微观政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又一重要方面。并且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不可能截然分开，一方面，宏观政治可能影响和制约微观政治，另一方面，微观政治的作用不可小觑，人们常常利用自媒体表达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关注与评论。某些细微的事件，就像巴西那轻拍翅膀的蝴蝶一样，假以时日，也会掀起大的风暴。在这个意义上对微观政治的关注有助于对宏观政治的推进。

　　面对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既要看到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向，注重审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意义，在对日常生活发声中掌握文化领导权，又要注意微观政治的负面影响，坚持把理想和信念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

　　其三，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在卢卡契、葛兰西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他们所谈论的政治仍是一种显性政治，他们思考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者与无产者、民族与革命等问题以及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如今，那种公开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暴力不再是政治的普遍形式了，政治正逐渐演变成“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状态，隐身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的各种故事和话语中，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

　　就文学而言，隐形政治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事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不是一目了然的，一些政治倾向太突出的文学作品反而不受读者欢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大多蕴含着或隐或显的政治因素。即使那些标举“纯文学”或“闲适化”的作品皆莫能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貌似悠闲，但睿智的读者从中读出的却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希冀。英国湖畔派诗人也是如此，他们对英国工业革命是有抵触的。艺术的自律似乎与政治无涉，殊不知艺术的自律就是政治，它是用一种决然的偏执的洁身自好的方式与现实对抗。“从历史和美学的观点来看，‘无倾向性的’‘真正的’艺术是一种神话。”(11)随着人们对语言的意识形态性的深入研究，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这种观点已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同。揭示文学文本中潜藏的内在的意识形态冲突，从文本中辨析出阶级、性别、种族的压迫，读出被压迫者的反抗，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的主要任务。

　　简言之，文学中的政治因素有多寡、深浅、显隐之分，但从来没有缺席过。在更多的情况下，政治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浸透在文学文本之中，体现在作品的思想倾向或作家的情感态度上。可改用美国学者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的一句话表达我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在文学中，政治可以选择各种伪装，但不可能选择消失不见。

　　三 审美与政治的张力

　　每个时代面对的现实不同，这就决定了理论研究的差异性。当代重新政治化的特殊语境和政治形态的转型，使政治概念不仅在内涵上拥有了新质，而且在外延上也得以扩展。这种重返和转型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重新审视当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考察和研究审美与政治的深层关联和张力。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命题，这里不准备泛泛讨论两者的关系，而是聚焦于文学活动本身，探讨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12)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政治必然反映一定民族、时代、社会集团的需要、意志和愿望，并按照一定社会集团和成员的愿望、要求去改造世界。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同样需要用生动的形象揭示真理，也具有一种全面的认识价值(13)。文学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性质的相似性，构成了两者具有内在联系的学理基础。

　　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属于文学研究的外部关系。如果从政治作为政策和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成立的；但若立足文学文本，这一观点就需要推敲。因为进入文学文本的任何因素已不再是外部的东西，而是文学文本内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文学中的审美和政治共存于文学文本之中。即使在文学文本内部，审美与政治并不必然总是矛盾和对立，而是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除对抗的一面外，两者之间也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乃至互相转化。“在真正诗的作品里，思想不是以教条方式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构成充溢在作品里面的作品灵魂，像光充溢在水晶体里一般。”(14)探讨文学文本内审美与政治的交织与转化，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文学作为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方式的性质和功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消弭了外在批评和内在批评的疆域。

　　根据康德的二律背反原理，每个事物背后都有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种子。也就是说，在审美过程中，审美与政治的相互逆转，即各自向其对立面转化。从审美这一方看，审美的自反性突出表现在审美向政治的转化上。文学艺术通过艺术理想的追求和艺术形式的革新，更新人们的想像和情感，实现“对在现实中随波逐流的心灵的否定”(15)，其间的革命性就存在于审美之中。而作为充满想象力和可能性的文学艺术，审美所表现的自由和超越隐含着人性解放的性质，于是审美就成为社会变革的前提。而人的解放又必须包括感性的解放，由此审美又从政治返回自身，实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旋。

　　审美的自反性还表现审美本身的一体两面，即文学作品中对现实的肯定或维护和对现实的否定同时存在。一些优秀的作品既内含对现实的某种批判，又有对现实的某种妥协。这种对现实的依附和对现实的超越甚至贯穿于整个文学史中，当代文学艺术也不例外。“艺术，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它是肯定的，即依附于这种文化；艺术，作为现存现实的异在，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艺术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这种对立的和谐化。”(16)也就是说，在与现实的关系上，文学作品的审美一方面对现实有所超越，但同时它又会被现行的趣味、行为标准和经验所限定，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自由。这种现象在经典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艺术的发展史就是这两者的对立和融合的过程。

　　并且，审美范畴和审美形式也蕴含政治因素，如崇高、隐喻、反讽、救赎，这些范畴或明或暗地激荡着某种意识形态的风云，其政治因素不是通过某些政治话语而是由自身的特征表现出来的。审美过程中的生命体验、想像乃至审美所体现的自由和超越均内含对理想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往往与政治不谋而合。审美形式也与政治有关，当代艺术家通过创造性变形，冲破日常经验的束缚，对世界做重新编码或重塑，这别样的世界中就蕴含着政治的意味。不过，这种政治不是通过激烈的行动，而是通过构建新的观看、思考、交谈和存在的方式，重新塑造人们的需要、欲望、感觉和想像，并通过改造人的审美意识来改造世界，促进社会的变革。

　　审美与政治相互转化不仅基于二者同处于相似的社会结构中，更为根本的内在联系则是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指向人的解放，无论是审美还是政治，都既包含对人性的关注，又包括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和世界秩序的思考。不过，审美政治化应有限度，否则过犹不及(17)。在研究文本中的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时，不能忘记历史上偏激的或坏的政治理念对文学的伤害，同时也要警惕文学文本中审美与政治的同谋所引发的“娱乐至死”等问题，因为这种同谋会削弱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四 文学文本的政治分析

　　立足文本，探讨文学文本中的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维度的新起点。不过，这里的文学文本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世界，而是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因素的交汇，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观与形式主义的文本观的又一重要区别。澳大利亚学者托尼·本尼特说：“文学在政治上的建设，离不开政治的批评。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假定每一个文学文本内部都有其政治因素。”(18)就文学文本而言，政治因素可以寄托在作品的理想人物身上，也可以隐藏于曲折的情节之中。小说中展现的具体环境也可能被赋予政治的含义，例如文本中的大海可寓意资本主义向海外殖民地的渗透。在女权主义批评看来，孩子们常看的一些童话里面也暗藏着性别政治，女孩子在等待王子的拯救。政治因素还可以体现为象征、隐喻乃至字里行间的空白，尤其是文学文本中的沉默、矛盾乃至悖论，如《忠义水浒传》第100回中梁山好汉被招安的悲惨结局正是对“忠义”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又不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政治批评，而是要解释文学文本中审美与政治的复杂、隐秘乃至辩证的关系。下面以20世纪文学批评中出现的叙事和欲望这两个关键词探讨文学文本中审美与政治的关系，以期在批评实践中对政治维度做进一步拓展。

　　其一，叙事中的政治。叙事这个词虽然不是结构主义的发明，但却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将它推向中心。叙事作为人类确认自身和表现自身的基本方式，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或修辞，它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詹姆逊将叙事定义为“社会的象征性行为”(19)，把叙事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或想象性解决。他认为所有叙事都含有政治无意识，即都隐含着社会集团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

　　透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叙事作品中的视角、语气、叙述中的空白、情节结构乃至欧·亨利式的结尾都可以传达出政治的意味。如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就体现了观察者的立场，同一个故事由于观察者的角度的问题，其观点和结论大异其趣，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又如，在讲述中叙述者或人物愿意讲述什么，哪些先讲，哪些后讲，哪些详讲，哪些略讲，哪些甚至不讲，都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讲述者的立场和态度。即使是内心独白，也往往带有其个体所属社会身份的特性。一些女性作家就是采用构建女性谱系和述说女性内在体验等叙事策略，来反抗女性被压迫的境遇，唤起女性的自主性。一些边缘人的述说也是力图通过对身份的重新阐释，改变人们对所在群体的刻板印象，重新获得社会的承认。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充当了“身份再造”的功能，同时也成为不同社会群体理解和交流的方式。再如，叙述时间、叙述节奏的把握和控制也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匠心。在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这部中篇小说中，概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叙述者用一种简括的笔法叙述了伊凡·伊里奇的一生，他的家世，他那不算成功的婚姻，以及他在官场上的沉浮。直到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后的日子，叙述者才放慢了速度。伊凡·伊里奇躺在病榻上才开始怀疑他一生所支撑和保持的体面生活，“一切都不对头”，临死萌发出对生的反思和眷恋。小说中大量的快节奏的叙述本身就使人产生一种“人生如此匆匆”的感觉，这里对叙述节奏的控制是颇有深意的，形式就是意义，这种对人生的反思本身就富有政治意味。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更是离不开政治。有一篇佚名的微型小说《矿泉水的味道》，写的是一位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返家时带给儿子一瓶矿泉水，并得意地告诉儿子，他在城里天天喝这个。后来这位父亲得了癌症，儿子问他想要什么，父亲的愿望是想喝那种瓶装的矿泉水，于是儿子就去买了一瓶，他父亲喝了一口，告诉儿子：上当了!这个水什么味道也没有!这就是叙述的力量。它关注的是个体生命，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叙事正是通过一个个个体的遭遇展示了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中，个体往往变成了冰冷的数字，而形象地再现这些活生生的、感性的个体正是文学的特点和优势。

　　其二，欲望与政治。欲望与叙事有关，但更侧重于人的意识活动。在中西历史上，欲望与政治这一组概念大都是作为对立面来看待的。政治所具有的公共性和理性，与欲望所具有的私密性和非理性形成对立。欲望作为一种个人无意识，似乎应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诗人赶出去，就是因为他们培养了人性中低劣的情欲，使人们缺乏坚强的意志。中世纪那种公开的以肉欲为主的性关系在新教时代被认为是罪恶的，并且遭到抑制。中国宋代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两者置于势不两立的位置。20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问世，其锋芒直指现代文明中的理性对本能的压抑，彰显人的感性的一面，使欲望上升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

　　应该说，理性与欲望是人类发展的双翼，最好把两者理解为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不能分割的意识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重新考虑欲望与政治关系的立足点。文学文本中从来就不乏对欲望的描写，对人的欲望的了解和控制就不仅是心理学家的事，也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文学文本中，政治与欲望常常奇妙地交融在一起，欲望中所涉及的性、财富和权力等，大多直指政治。例如性的欲望常常关涉身体的革命和性别的平等。如今的一些乌托邦小说更是连接政治与欲望的中介，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它们对现实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期盼都隐含着某种批判和警示意味。同时，文本中的政治因素也可以借助人物和情境对欲望加以操纵、压抑或转移，来实现某种意图和获得某种平复。这一现象在大众文化和传媒中尤其突出，如通过某些乌托邦式的欲望和冲动，让人们陶醉在其视觉形象中，用眼睛代替了思考。因此，马克思主义批评可以从文学文本所表现的欲望入手，发现欲望与政治因素的隐秘的关联，进而揭示其内在的革命需求，并通过阐述文学文本中欲望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认识文学的特殊的社会功能。

　　当然，在文学批评中，政治维度的任务不仅仅是揭示文学文本是否有政治因素，更重要的是考量文学文本中的政治因素是否合理，是否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完整。有人认为，政治进入文学会阻碍文学的自由发展，甚至造成对文学的“戕害”。不可否认，一些生硬的口号式政治，特别是那些有悖于人民利益的糟糕的政治，的确对文学是有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对文学作品的“戕害”，很多优秀的作品正因为其思想深邃而具有永恒的魅力。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除了拥有精巧绝伦的艺术形式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传达出深刻复杂的思想。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无不与他们对社会的深刻洞察有关，他们的作品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波澜和皱褶，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精神的自由发展，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使命和担当。

　　在文学批评中，政治维度虽然不是理解文学的唯一维度，但却是最重要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须坚持政治维度，舍此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政治维度需要不断拓展，政治批评实践和对政治批评的反思必然贯穿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始终。理想的政治应蕴含对真理的追求和创造性变革社会的奋斗，它的最终指向是人的全面解放。文学将与政治一道，作为实现理想的载体，携手创造美好的生活。

　注释：

　　①沈雁冰：《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第12卷7号，1921年7月10日。

　　②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周扬文集》第3卷，第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张永清：《政治·革命·文学——对改革开放30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④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第24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⑤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第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⑥参见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陈家刚译，“前言”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⑦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第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4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⑨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第12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⑩英国学者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所说的“解放政治”可以作为宏观政治的参照。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1.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2.减轻或消灭剥削、不平等或压迫。所关心的是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3.服从于由正义、平等与参与的伦理所具有的独断。”(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王铭铭校，第2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1)卡·李卜克内西：《反对否定社会内容的艺术》，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编：《艺术论集——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姜其煌等译，第7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1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社会结构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中上层建筑包括作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和“竖立其上”的社会意识形式两大部分，并指出意识形态的形式的组成部分包含“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在上层建筑里有两个层面：一是政治组织、政治体制等方面，属于制度层面；二是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方面，属于意识形态的形式。

　　(13)马克思曾赞扬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做了类似评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86页。

　　(14)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第51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15)(16)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第197页，第18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安斯加·希拉赫：《文化作为法西斯统治的帮凶：本雅明对法西斯主义症候的诊断》，见阿多诺等：《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等译，第258-29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第138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