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昭:幺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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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10-28 18:33作者:李银昭来源: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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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昭

REMEMBER

在《人民文学》《收获》《诗刊》《作家》《美文》《天津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一册清凉》。曾获冰心散文奖、四川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首届剑门关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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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 爷
(节选)

李银昭

人民文学 2022年10期

引 子
陪母亲聊天,聊一些过往的旧事,一下聊到了幺爷。我小时候常和幺爷玩。印象最深的,是那次跟幺爷去寻猪,两天一夜,幺爷和我,一老一小、一前一后,走了那么多的路,见了那么多的事。自离了西方子,到成都过活,几乎忘记了幺爷。无意的话题,让我想起了他,想起了幺爷带我走过的那山、那河,那荒凉的一望无际的川中丘陵。
锄头像一把刀,刮开大地的皮
儿时的丘陵,没有现在的满眼苍翠、一派青绿。
那时,太阳照下来,照不到树,也照不到草。丘陵山包,荒旱、干涩,起起伏伏,一个连着一个,不仅没了树,没了草,连地皮也一寸一寸被人用锄头刮下。刮地皮,在西方子叫:刮土皮子。
北方人说话带儿话音,盐亭人尾音带“子”字。菜叶,说成菜叶子;鞋带,说是鞋带子。那时我还小,握不动锄头刮地皮,但田坎边、山坡上,总能听见锄头刮地皮噌噌噌的声音。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幺爷寻猪那天。
那年我八岁或是九岁。夜里,我家的猪被人偷了。早晨,睡眼惺忪,揉着眼睛,一只脚还未跨出门槛,幺爷就叫我说,走,二娃,跟我寻猪去。
我们出了西方子,经过后山的花溪沟时,一面山坡上,几十个人正在那里刮地皮。光光的坡面,草根从土里冒出来,嫩嫩地望着天,锋利的锄将嫩草连着地皮一起刮掉。这面山坡朝东,是阳面,人,一字排开,从上坡往下刮。太阳直射山坡,直射在人的背上。当锄头抬起,在空中瞬间停顿,锄的切面锃亮,满山锄头迎着太阳,把天上一个太阳,变幻成无数锄头上的太阳。
那些年,丘陵人刮土皮子,至今想起,都让人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刮鱼鳞。杀鱼前,要用刀先刮鱼鳞,将整条鱼身上的鳞片刮下。鱼,躲闪着刀刃挣扎。而土地,无论是一垄田坎,还是一面山坡,只要人去了,锄头去了,总是默默地任由锄头噌噌噌地刮。一根草刮掉了,一棵小树苗刮断了,蚯蚓成了两截,弯弯曲曲地在锄下扭动。这就是丘陵山地的秋季,庄稼收完了,草也砍光了,再没有其他东西可收割。锄头像一把刀,一下一下刮开大地的皮。
那时的丘陵,山荒、人穷、地更瘦。稻田也好,麦地也好,春夏秋冬,轮番耕种。后来,长大成人,才懂得,大地也是有生命的。如猪场的老母猪,瘦了、累了,就生不下小猪仔了。田野的土壤,也有变薄、变瘦的时候,也有养分被吸干的时候。可土地上的人要过冬,要活命,要播种来年的春季作物,于是就盯上了耕地之外的荒芜草坡。地皮就这样被刮下。刮下的地皮,在太阳下晒一晒,收拢,洒到耕地里去,给瘦了的土壤增肥、增厚、增松软。地皮年年刮,山坡斑斑驳驳,露出了新土,露出了石头,一块一块的,像大地受伤后结下的疤痕。有次,我问幺爷,刮土皮子干什么?幺爷看着我,像是要哭,没哭出,像是要笑,没笑出,他哼了一声,摇摇头,没说话,抬头望着天。
幺爷年轻时当过兵,驻扎遂宁,属刘湘的一支部队。日本人打来的时候,他扛着枪,穿上草鞋就奔赴前线。为这,后来的特殊年代,他受到审查,说他当过伪政府的兵。后来,罚他去后山养猪。有一段时间,他总讲当兵的一些事。他还说,有个战友,是成都平原兵,那里一马平川、一望无际,没有山,没有坡坡坎坎。幺爷讲的时候,很是羡慕成都,羡慕平原,羡慕一马平川。
哪一年,忘了,总之是一个夏天,天上落了好多的雨,雨水从丘陵山坡哗哗往山下淌,往河沟里淌,带着泥土,带着沙石。光秃秃的荒坡被雨水淌得皱巴巴的,像是一张老人的哭脸。那些天,新闻都在报道那场大雨。人们都拥到电视机前,看水从山坡到沟里,又从沟里到河里,最后都汇集到了长江。长江装不下浩浩荡荡的大水,大水变成了洪水,洪水变成了洪灾,漫向两岸,淹了好多的房子、田地。洪灾惊动了国家,政府对多年不遇的浩浩荡荡的洪灾说了不少话,其中有四个字改变了丘陵的命运,叫“退耕还林”。
这下,西方子不准砍树了,草也不准割了,没人再举着锄头乱挖,土皮子也没人再刮。不到三十年,丘陵就变脸了,过去,坟头似的一个连着一个的黄土山丘,如今,变成了青山绿水,延绵起伏,像大地上铺就的厚厚绿毯。若不信,长江中下游那些当年被洪灾淹过的人们,可来西方子看看。川中丘陵窝着四川约七十个县,住着四川三分之二的父老乡亲。不论是出成都北门,往德阳、中江、盐亭,还是出成都东门往资阳、安岳、自贡,沟沟壑壑,山上山下,房前屋后,无处不是山也青来水也绿。
西方子,说是城里人洗肺的大氧吧也好,说是乡下人的金山银山也好,现在都无愧于“退耕还林”。可惜,当年哭不出也笑不出的幺爷是享不到这绿了,吸不上这氧了。幺爷已走了多年,就埋在他带我寻猪走的那条山道旁。当年,他就站在那条穷苦的山道上等我,他还和山坡上刮土皮子的人说着话,说带我向盐亭的方向去寻找。
炊烟升起的山头,就弥漫着猪的味道
猪,对丘陵人来说,就如水上人家的乌篷船。船,渡人过河,猪,渡人过荒苦日子。那时,有人说话的地方,就有猪叫的声音。有炊烟升起的山头,就弥漫着猪的味道。有些村子,猪比人多。养猪,才能养人。女人的针线,男人的叶子烟,还有柴米油盐、儿女的读书费,全仰仗着小猪变成大猪,大猪变成肥猪,肥猪变成手里攥紧的钱。
幺爷成了猪倌,养了几十头猪。幺爷养猪,只是养,猪却不是他的,他是替村里养。村里的猪场在后山一块台地上。那里有一片庄稼地,红薯、玉米、小麦,追着季节种。猪场修在那里,就是一座小型农家肥厂,方便给庄稼施肥。幺爷就住在猪场里。
幺爷是我爷爷辈的老三,我叫他幺爷,大家都叫他幺爷,就像他没名字一样。我问母亲幺爷的名字,母亲说,好像叫李长会。能说出幺爷名字的,估计只有母亲了。幺爷一个人,没人嫁给他,他就把我、二莽和地上跑的那些猪,当成一家人。小时候听村里人说,幺爷的身体被枪打坏了,听不懂啥意思,成人后才明白,幺爷在战场负了伤,伤在男人的“根本”处。幺爷带着一生不能娶老婆的残身,回到了西方子。村里的文寡妇,后山有块自留地,文寡妇在地里时,幺爷和猪们的说话声,就响亮了起来;有时,他还会哼着调调、背着手,愉快地一会儿走上山坡,一会儿走进猪场。
西方子最大的烟囱,立在山坡上,长年冒着白烟。幺爷煮猪食,喂了猪,幺爷还要喂我。村里吃不到的好东西,幺爷那里都有,不仅有烤红薯、烤玉米,还有烤蚂蚱、烤笋壳虫。
幺爷的猪场,好玩的很多。有一天,我躺在猪场外的草堆旁,幺爷在不远处宰猪草。我望着天,天上的云,一会儿变狗,一会儿变马,我就那样望着。突然,我的脸被啥碰了一下,湿漉漉的,一看,是只小黑猪。它鼻头湿湿的,眼睛圆亮,全身黑得没一根杂毛,油光锃亮。它看我时,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它。伸手去摸,它甩着小尾巴,跑开了,四个蹄子一跳一跳,地上留下蹄印,着实好看。再遇上它,就喜欢逗,它也顺着由我逗,玩伴似的。后来卖这窝小猪时,幺爷把它留给了我家,说,这只小猪体格好,长得快。那时,父亲去世早,母亲一人养我们六个孩子,欠了村里不少口粮钱。母亲指望把这只猪养大,年底能还上村里欠账。可村主任已将这头猪,列入了年底出栏的计划。
所谓“出栏”,就是各县各村、各家各户每年养多少头肥猪,是有任务的,肥猪的数量,就是出栏的数量。猪“出栏”,不能随意宰杀,要交到公社,由公社统一宰杀。宰杀的猪,一半猪肉要上交国家,有时是全部猪肉要上交国家。交了猪肉,得一张盖红章的凭条,拿着这条,到公社粮店换一些大米或红苕干。能换多少?估计现在已没人能说出个准确的数了,能说清的,已成了上辈人,大多作了古。养猪,也算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幺爷养了大半辈子的猪,为国家做了大半辈子的贡献。
母亲说,离开西方子,是幺爷一直对我的期望。
后来,我就离开了那里,去了幺爷想去而一生都没能去的成都。那天,我站在敞篷卡车上,一坡又一坡,一梁又一梁,满眼空旷,遍地黄尘,一路颠簸,走出了荒瘠的丘陵。
天生握锄的手,却混了个写文章的差事。有篇文章涉及四川人养猪,其中,有一句话和一组数字,把我怔住了。那句话是:“川猪安天下。”以前只知道川人能吃苦,川军能打仗,哪知道,安天下也有川猪功劳。一组数字是:全国每八头猪就有四川一头,全世界每二十头猪,就有一头是川猪。像盐亭、三台、射洪这样的丘陵县,一年为国家“出栏”的猪可达百万头。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尤其喜欢看排兵布阵的场面,记得诸葛亮出兵北伐,每次大约是几万人,六次北伐才二十万人左右。川猪“出栏”,一百多万头,仅一个县,只一年。祖辈生活的丘陵,有那么多个县,这数字加起来,是多么惊人。如果沿诸葛亮大军的兵道,让这么多川猪列队出剑门,是多么浩大、多么壮观。
剑门以外的人,知道川菜好吃、川酒好喝、川妹子贤惠,可知“川猪安天下”否?可知如此阵势的“川猪”,出自幺爷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出自黄土浅丘的村户人家否?写到此,敲打键盘的手开始发颤,心里连连唤着幺爷。国家有危难时,幺爷扛枪保卫国家,国家建设时,幺爷养猪贡献国家。那时,幺爷常常坐在山头上,一个人看这看那,究竟看些啥,或许幺爷自己也说不清。有一次,顺着幺爷看的方向望出去,那是村前的一道山梁,山梁上有棵树,村里人出远门,常在那树下歇息。文寡妇离开的时候,过的就是这道山梁。文寡妇带着她最小的那个儿子,说是改嫁去了新疆。
那天,太阳落了山,幺爷还坐在坡坎上,呆呆地望着山梁。我说,等长大了,我来陪幺爷养猪。幺爷说,没出息。一颗圆圆的泪珠,从幺爷的眼眶里流出来,停在胡须上,再滚落到地上。地上的土,干瘦得起了一层灰,泪珠随即浸入了灰似的荒土里。
船,载着一河的白向对岸而去
幺爷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母亲说,那次寻猪,是幺爷有意带我出去见世面、长见识。
噌噌噌刮地皮的声音,在我和幺爷身后越来越远。幺爷低着头,眼睛盯着路,路上坑坑洼洼,幺爷在坑洼中,寻找猪走过后留下的蹄印。
路,向山梁慢慢抬高。
上了山梁,回头看,望见了西方子。
村里的瓦房,一家挨着一家,之前,是在家门口望山梁,现在,站在梁上往下看,西方子就那么小小的躲在竹林里。以前觉得西方子好大,后院到前院,这家串那家,从李家院子跑到陈家院子,跑不完。正琢磨,哪一片瓦房下是我家的屋子,哪一片瓦房下是二莽家的屋子,没琢磨出结果,就被幺爷的声音打断。幺爷和树下歇息的人打招呼。那人说话的声音好像听见过,一看,吓人,我躲到幺爷身后,抓着幺爷的衣角,不敢看——那是骟猪匠。
树下人多,不止骟猪匠一个。幺爷打着招呼往前走,没有停下来歇息的意思。幺爷说,我二哥家的猪被偷了。幺爷的二哥,就是我爷爷。那人说,哦,是李善人家。李善人,不是爷爷的本名,人们都这样称他。爷爷是个挑夫,饥荒年代,挑着担子走山道,肚子饿得发慌,他啃干馍也要舍钱买黄鳝、泥鳅、团鱼放生。爷爷尽管已走了多年,丘陵山道上的人还常谈起爷爷的这些善事。
“偷猪,世道变恶了,逮着了,一刀骟了他。”话音刚落,笑声起来了。一个“骟”字,却让我一惊。
骟猪匠干完活儿,正和树下歇息的人说话。我躲在幺爷身后,牵着他的衣,小心移动脚步,过了那棵树,放开幺爷就往前跑,一口气跑上了山梁的最高处。
我们绕到了山的另外一面。
登高望远,丘陵延绵起伏,如一片无主的荒坟,在大地上排开。
一条大河,自远山而来,在县城绕了一个弯,这条河叫梓江河。它源于龙门山东南麓的江油市,穿过宝成铁路,经梓潼、三台、盐亭在射洪双溪镇,也就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家门口汇入涪江,是涪江最大的一条支流。
河床在这里变宽,随地面的延展和升高,两岸形成了宽阔的河坝,这就是有名的麻央坝子。现在,盐亭人把麻央坝子进行改造开发,建成了盐亭最大的工业园区。当年,幺爷站在山梁上,用手一指,指过麻央坝子,指向河对岸,说,那是盐亭县城。
去县城,要先过那条大河。
山路,蜿蜒至河坝。有墙,红色。红墙内,机声隆隆。墙中开一铁门,挂:盐亭嫘祖丝绸厂。“嫘”字不认识,更不知道“嫘祖”是轩辕黄帝的元妃,发明栽桑养蚕,被誉为“先蚕圣母”。那时,光秃秃的丘陵,只有桑树还长在地里。而作为嫘祖故里的盐亭一带,数千年来,子民们都延续了栽桑养蚕的传统,以蚕桑兴家。幺爷说,大河的上游还有两河丝绸厂、江油丝绸厂,大河的下游还有射洪丝绸厂、遂宁丝绸厂。他说,蚕变成茧后,都卖到这些厂子里,经过煮茧抽丝,再缫丝织绸,织成的一捆捆丝绸,最后都运到更远的大地方去了。幺爷说“更远的大地方”时,两眼望着远方,好像不是丝绸而是自己去了那些“更远的大地方”。
红墙间的门打开了。一群人从门里走出来,全是女工,白衬衣、蓝裙子,年龄比中学生大不了多少。她们说着脆生生的话,伴着嘻嘻的笑声。仙女的故事听大人讲过,没见过,我想,仙女该像她们一样吧。只是,仙女是一个两个,最多七个,没人一下见过这么多仙女。空气中有一股味道,淡淡地被河风送过来。那味道,是从未闻过的,像是她们头发飘的味道、手指舞动的味道、白牙笑得发亮的味道、裙摆触及嫩藕般奔跑的小腿的味道,是香的味道,是甜的味道,总之,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见我吸着鼻子闻,幺爷说,闻啥?丝绸妹子的味道,长大够你闻。
这时,一艘渡船正在河中向岸边靠过来。有人向船跑过去。一个、两个、三个……像一群出笼的白鸽,从我和幺爷身边飘过去,飘向大河边。
大河,水缓缓地流,浮着各种水草。河,西方子也有,在村口,我们常在那里养猪放牛,跳下河去逮鱼捉虾,大喊大叫,溅起一河的水花。不多时,河里的人,就成了泥人,河里的水就捣成了泥浆水。站在这里,才知西方子的河只是一条沟、一条溪流。这才是河,众多的水,组成一支庞大的力量,稳稳地、一往无前地走在河床上,无可阻挡,昼夜不停。还有声音,那是大河特有的声音。不像溪沟,遇上一棵树、一块石头,就碰得哗哗大哭,满世界稀里哗啦。大河的声音,是无声,是静寂中从河床深处传来的一股沉沉的隆隆响动。
船靠岸,那群白鸽,一个一个跳到船上。
船,载着一河的白,载着一河的味道,向对岸而去。
小草,顽强地挤出石缝望着天空
幺爷牵着我走进县城时,已是下午了。
我像一粒种子,被幺爷带到了县城,而我的心,又被那些大汽车的声响带向了远方。现在想来,要是没有幺爷带我“见世面”“长见识”,也许现在的我,仍在哪个山头上,像幺爷一样喂猪或是种地,累了,随便坐在哪道坡坎,望着天,看这看那。
我们是从北街入的城。北街有一家叫“新月”的清真饭馆,幺爷在店里买了一个馍。那店的馍好吃,至今还在卖。县城改造了好多次,可“新月”馆子还在原来的位置。每次回盐亭,或是出差路过盐亭,必到这家清真馆,馍,自然是少不了的。离店时,还得带一份馍上路,吃不吃事小,摸着馍,又像摸着了幺爷的手,又像摸着了我第一次跟幺爷进县城的往事。
那天,我和幺爷出北街,又到了南街的汽车站。汽车站人多,背包的、挑担的,护老的、牵幼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说着各种乡话。我和幺爷坐在街边,啃着馍,看进站的车,看赶路的人。汽车一会儿进一辆,一会儿出一辆。那时的汽车,拉货的,多是绿色,叫大货车,尖的车头上凸着“解放”两字。载人的叫大客车,客车进了站,女售票员在车门口用喇叭喊:“仪陇到成都,盐亭的快上车。”这车是从仪陇发出的,路过盐亭。许多人拥过去,大喊大叫往车上挤。仪陇,是听说过的。课本上有篇写母亲的文章,作者是个大元帅,叫朱德,仪陇人。还有一个烧炭的战士牺牲了,伟大领袖给他写了篇文章,叫《为人民服务》,上了课本,几亿人民都能背,这战士叫张思德,也是仪陇人。那时我就想,仪陇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像延安的宝塔山、北京的天安门,使人向往。而且,仪陇与盐亭是邻县,窝在川中,像大地上蹲着的两个穷兄弟。车站这些人,身上沾满丘地尘灰,上车不排队,拥挤在一起,说不定也会冒出一个人物来。就像再贫的土,下面的种子也会发芽,再荒的坡,草根也会探出头来望着天空。
轰隆隆一声,车子发动了,四个轮子慢慢动起来。车塞得满满的,没了空位,人还往上挤。一个背着红花铺盖卷的人,向车子招着手跑过来,一把抓住车窗,往车里钻;车上的人,拉手扯衣服,往里拽。没等那人落进车里,一拐弯,大客车就出了站,上成都去了。
成都在哪里,不知道,一定比仪陇远。仪陇只隔着沟坎、隔着山包,成都却隔着丘陵到平原的距离。那时,一首童谣,“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骑白马……”已能熟唱,但从未想过成都在哪里,成都有些啥,成都与我们这些唱童谣的孩子有啥关系。是这些大货车、大客车,是拼命往车上挤的人流,是翻车窗也要上成都去的“花铺盖卷”,一下把童谣里的成都拉到了我的眼前。
离了汽车站,到东街。圆拱的城门,石头砌的,青黑色。一些小草,顽固地挤出石缝晒太阳,站在墙的高处,晃来晃去,比人都自在、招展。跟在幺爷身后出了城门,又沿大河的一岸,向上游走去。在上游的一个渡口过了河,快到两河场时,上了坡,从另外一条荒道,朝着西方子的方向,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淡淡的四野,夜幕由浅变浓
幺爷在前,背影越来越小。
出来一天了,脚累了,眼睛也累了。我落在幺爷身后,迈不开腿脚,来时的劲一下没了。我拉着他手,或是牵他的衣角,不舍半步。一眨眼的工夫,幺爷的背影在前面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天渐渐暗下来,刚才还是明晃晃的四周,这会儿开始不那么明晃了。幺爷在前面催我,说不早了。我有时也走快,有时也走慢。走慢的时候,幺爷总会在路口等我。
后来,快到走马岭的时候,遇上了一个挑担的人。
走马岭,有人说走过诸葛亮的兵车,又有人说,张献忠入丘陵,走的就是这条路。总之,这是条要道。不论是射洪县永兴、复河那边的人,还是盐亭县巨龙、双河的人,北去江油、广元到汉中,或是西往中江、金堂上成都,走的都是这条已荒废了的官道。
这时,身后响起了脚步声,是那种急促的、有节奏的脚步声。我回头,是一个男人挑着担子大步赶来。我大喊一声幺爷,就往前跑。
挑担人赶上来,我们已在走马岭路旁歇息。路旁一块大石头,光光滑滑,这里是路人常歇息的地方。
那人挑的是一对箩筐。一个女人蹲在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里装的是石头。他和幺爷打招呼,说些家长里短、庄稼收成。原来箩筐里的女人,被“结扎”了。“结扎”一词,现在很少人说,也很少人知道是啥意思。挑担人说,箩筐里是他的女人。昨天,他挑着粮食到县城交公粮,下午往回走,村里的人告诉他,说他的女人在外面躲“结扎”,在三台县过渡船时被抓回盐亭了。女人从医院出来,虚脱,走不动路,男人把她抱到箩筐里,另一只箩筐放上石头,挑起扁担就上了这条荒道。
见了陌生人,我有些胆小,就紧靠着幺爷。挑担的是杨家沟人,离西方子隔一面坡。走这样的荒丘野岭,有了同行的路人,心里都增加了几分安稳。淡淡的四野,夜幕由浅变浓。幺爷见我脚走肿了,脚底起了泡,而且有一处已破了皮,不好再走。幺爷的眼睛就盯上了另一只箩筐,就是装石头的那只。不等幺爷开口,挑担人将石头拿出来,叫我进他的箩筐。我不进,幺爷就来扶我,说天黑下来了,路途还远,得紧赶路。
我蹲在一只箩筐里,就这样被人挑着。女人在另一只箩筐里,长长的黑发,从她脖子垂到箩筐边沿,见我看她,她也看我。
抬头望挑担的男人,没见上脸。丘陵人挑担,讲究挑活物,比如人,不喜欢挑硬冷的东西,比如石头。男人肩上的扁担,中间宽厚,两头细薄,箩筐的绳子,系在微微向上翘的两头。男人走路结实,扁担两头上下跳动,麻绳在扁担和箩筐间拉伸、摩擦时发出叽咕叽咕的响声。同样的重量,挑着活物,有弹性、有节奏,感觉就比挑石头轻便了不少。
夜幕渐渐罩住了丘陵。荒旷的远处,传来了歌声,是首儿歌。歌声让我一下想到了学校。我们学校也该下晚自习了,可没向老师请假,出来寻猪,跟幺爷走了这么远的路。
歌声后,荒野又静下来了,只剩下脚步声、绳子的摩擦声,还有扁担上下跳动时的震颤声。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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