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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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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10-09 03:11作者:刘文飞来源:中国文学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邻邦,两国之间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交往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注定是密切的,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两国间的文学交往所呈现出的起伏跌宕,所具有的强烈的戏剧性和浓厚的传奇色彩,却是世界文学关系史中所罕见的,让人喟叹不已,回味无穷。


姗姗来迟的文化相遇


  较之于中国与其他邻国如印度、日本等之间的文化交往,中俄间的文化交往姗姗来迟,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两个国家虽然毗邻,但两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却相距遥远,文化上相对后起的西伯利亚横亘在中俄之间,构成了某种阻碍;另外,两个国家文化类型差异较大,其文化关注的朝向也长期迥然不同。不过,一个民族对于文化交往的渴望往往是难以遏制的。1618年,中国的顺治皇帝给当时的俄国沙皇舒伊斯基发去一封“国书”,表达了沟通的愿望,遗憾的是,当时的俄国竟无一人识得中文,此信在俄国皇宫中被搁置了100多年,直到1761年才被译成俄文。此信被破译的时候,当时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也波及到了俄国,1759年,我国的元剧《赵氏孤儿》被译成俄文,刊登在俄国的一份杂志上,若干年后,由列昂季耶夫翻译的《中国寓言》(俄文题目为《中国思想》)在彼得堡出版,这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  文学作品的单行本。

  相比较而言,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晚,直到19、20世纪之交才开始,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最早进入我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发表在上海广学会校刊《俄国政俗通考》中的3篇克雷洛夫寓言,时间约在1900年。而上海学者陈建华先生通过考证,却将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推前的近30年,他发现,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发表的时间是1872年8月。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130余年的历史。

  第一个单行本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这部由上海大宣书局于1903年出版的译著,还有一个长长的书名:《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正式接受,是从译介“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开始的,这不仅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开端。

  中国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译介虽然晚于俄国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但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却迅速地后来居上,无论是就翻译作品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社会影响而言,都是如此。这自然是与当时中国社会从“师古”到“师夷”的文化转型相关,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俄罗斯文学作品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淌进中国,在《俄国情史》出版后短短10年的时间里,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就相继被译成中文,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风貌已大致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大多是所谓的“意译”,而且大多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的,译文也多为文言文。

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

  伴随着磅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俄罗斯文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中国传播开来。俄罗斯文学落脚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和社会和政治需求。“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风雨飘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世的良方,而一贯以变革社会、介入生活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自然更让国人感到亲近。鲁迅说,俄国文学让我们感到亲近,“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和‘势力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这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进入中国,其纯文学的、审美的作用或许是次要的,而它的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强大的人道精神则是感动中国读者的首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还曾把俄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比喻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

  俄罗斯文学在“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广泛流行,还与这样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当时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榜样和圣地,包括文学在内的苏俄的文化和思想,也自然会成为他们的理论源泉。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中,有许多人都是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者,如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是他们政治活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世界文学关系史上可能是不多见的。人们曾认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是“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由此不仅可以感觉到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能让人意识到俄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步入中国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互动关系。其次是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开始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俄罗斯文学的传入中国大致同时,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的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人,都是俄苏文学的翻译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最后,就是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抗战开始之后不久,苏联也开始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由于当时的日本还与苏联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俄苏的文学作品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等地还可以出版,由中共以“苏商”名义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由该社主办的刊物《苏联文艺》的创刊号上,主编罗果夫这样写道:“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学的声誉在中国特别增长。……在俄罗斯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卫国战争时,中国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愈加提高了。”那些再现苏联人民可歌可泣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和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等,极大地鼓舞了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火”,同时,这也进一步拉近了苏俄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鲁迅曾在前文提到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但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恐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中苏蜜月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在“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社会大背景下,“老大哥”苏联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模仿对象,苏联文学也成了最主要的阅读客体。

  在那短短10余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俄语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陈建华教授在其《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一书中提供了这样的统计数字:“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记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第184页)“其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俄苏作家多达上千位!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刻苦学习俄语,其中许多人都开始阅读原版的俄苏文学名著。众多幸运儿获得前往苏联留学的荣耀机会,其中许多人选择了俄罗斯语言文学作为专业,他们相继学成回国,使得中国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逐渐系统化、科学化了。

  在50年代,苏联文学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为对俄苏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和研究,其巨大的辐射能力至少还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在文学体制和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如建立具有官方色彩的作家协会,将文学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管理和监督,为作家的创作制定一个总的创作方法(我们曾经奉行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让作家在社会上既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受到严格的监督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学界的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苏式的。二,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0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精神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青年个性的塑造和精神的成长,那一代人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俄苏文学的长期熏陶。三,在创作上对中国作家的直接影响。当时的中苏作家往来频繁,相互之间很熟悉,在苏联发表的每一部稍稍有些名气的文学作品,几乎都会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这使得两国的作家和读者似乎在过着同步的文学生活,再加上,苏联文学所再现的现实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作家的创作方法又被视为勿庸置疑的典范,因而,中国作家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所受到的苏联同时代作家之影响的程度,也就不难揣摩了。

  然而,如果说,俄罗斯文学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文学影响就整体而言是正面的,有益的,那么,它在50年代之影响的结果,则呈现出一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混杂的复杂态势。中国在接受俄罗斯文学时所表现出的政治化和社会化这两大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其结果,一方面,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教育人民的思想武器,被赋予了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作家的创作自由度相对而言却遭到了削弱;一方面,文学因为官方的倡导而获得了空前的受众以及他们空前的阅读激情,文学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另一方面,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也往往会成为文学前行的包袱。

作为反面教材的“黄皮书”

  自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就已露端倪的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爆发,1961年,赫鲁晓夫撕毁中苏合作协定,撤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彻底决裂。与此相应的是,对苏俄文学作品的译介也突然中止,两国的文学交流也完全中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近20年。而在稍后开始的“十年浩劫”时期,不仅俄苏文学,就连整个外国文学,或者说全部的文学,都成了“革命”的对象,都成了被打入冷宫的“禁书”,除了几台样板戏和几部“高大全”小说,整个民族就再也没有任何文学食粮了。

  可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恰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从50年代的反右时期开始,在有关方面的授意下,原本对俄苏文学怀有崇敬之情的部分译家和学者,开始绞尽脑汁地在其译介对象中寻找旨在为国内政治斗争服务的“反面教材”了,50年代中期出现的苏联“解冻文学”以及其中的“人性”、“阶级调和论”等便成了“批评”对象。更为奇特的是,在1961-1966年期间,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因其装帧简陋,只用稍厚的黄纸做封面,因而被称为“黄皮书”。苏联文学作品在“黄皮书”中数量最大,先后出版的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尔金游地府》、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马托夫的《小说集》等。让决定出版这套书的人士料想不到的是,这套“黄皮书”在出版之后却成了非常抢手的畅销读物,在精神食粮空前匮乏的年代,这些苏联小说被悄悄传阅传看,人们或在灯下偷读,或逐字抄写,俄罗斯文学竟以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保持了其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

  回想那个年代,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社会背景下,那些俄罗斯文学们在细心地推敲原文,精心地翻译,不时私下获得阅读的欣喜,可是在写作前言后记时,在某些公开的场合,却又不得不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宣称:“要感谢日益堕落的苏修文学界,不断为我们的学习提供很有价值的反面参考资料。”而广大读者也同样故作厌恶地接过书来,暗地里却读得爱不释手,此实乃文学接受史上一个别有情趣的场景。

上世纪80年代的“井喷”

  用“井喷”来形容上个世纪80年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似乎并不过分,10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多达近万种!在译作的种类和印数上,可能要高出此前所有同类出版物的总和。仅仅是专门译介俄苏文学的杂志,就相继创办4种,即北京师范大学的《苏联文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俄苏文学》、北京外国语言学院的《当代苏联文学》和山东大学等的《俄苏文学》。这一时期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不仅声势浩大,还逐渐体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译介的对象较多地集中于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在近万种译作中,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就占六七成,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在此前大多已经被介绍过来,当代苏联文学因其相对的陌生而引起人们更多的好奇;或许是因为,同时代苏联人的生活,同时代苏联作家的创作体验,对于刚刚打开门户的国人而言更具吸引力。其次,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开始出现追求系统性和学术性,许多大型文集相继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20卷集的《高尔基文集》和17卷集的《托尔斯泰文集》,一些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全集也开始面世,这似乎表明,我国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已开始步入一个总结时期。最后,是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事业的奠基者如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叶水夫等人都还健在,留苏一代学者在被迫中止专业十几年之后重新燃起了学术激情,改革开放后走进大学的新一代也相继进入这个研究行列,三代学人济济一堂,共同促成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空前繁荣的局面,全国性的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现更名为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建立起来,各种专题的研讨会不断举行,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学术著作纷纷面世。到80年代为止,俄罗斯文学步入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中译本汗牛充栋,但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著作却一直很少,除了从俄文翻译的几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著作外,在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史上为人称道的,还是郑振铎写于1924年的《俄国文学史略》和蒋光慈、瞿秋白写于1927年的《俄罗斯文学》。这种让后辈学者颇为汗颜的局面,在80年代终于被彻底打破,以俄罗斯文学为题的各类专著,每年都有数种,甚至数十种出版,在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中,翻译和研究基本维系了某种平衡。

“完全别样的风景”

  在俄罗斯当代作家佩列文的小说《“百事”一代》(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心态的话:“不能说他们背叛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不能这样说。先前的观点所朝向(观点总是有所朝向的)的空间,本身就倾塌了,消失了,在智慧的挡风玻璃上没留下任何细小的斑点。四周闪烁的史完全别样的风景。”在苏联解体前后,一种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学思潮,也曾被称之为“别样文学”。的确,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确与苏联时期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事业。

  总的看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出版量也减少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人们普遍赞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当下,反而出现了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现比之下,俄罗斯文学和其他非英语文学一样,都变成了“小语种文学”,被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其次,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的;最后,我称之为“后苏联文学”的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自身出现了空前多元的局面,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这使得在对其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译介上也许会遇到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这样三个情况:第一,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一直处在中国翻译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即便是在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的近十几年,每年都仍有数种,甚至数十种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面世,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乌利茨卡娅、佩列文等俄罗斯主流作家的新作都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这使得我们一直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连贯的关注。第二,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在译作数量上的减少,也许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文学的中国的接受水平的整体下降。布罗茨基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他在年青时曾花费数年时间“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我们也许可以说,经过几代中国翻译家的辛勤努力,我们已经“译完了”俄罗斯文学,剩下的事情就是去跟踪当代的新人佳作了,相比之下,译介的规模自然无法与此前的兴旺景象相提并论。第三,如果说,我们如今在翻译的规模和译作的社会影响等方面不比从前,那么,俄罗斯文学的当今的中国或许得到了更严肃、更理性的接受,其表现之一,就是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这一代俄语文学研究者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同时也正在体现出某些不同于前辈学者的风格,比如: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研究者头脑中的条条框框和自设的“禁区”比较少了;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包括俄罗斯学者在内的境外学者拉开了距离,注重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学术成果明显丰硕起来,比较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出版条件,使这一代学者大多能及时地推出自己的成果。

  今年在我国举办的“俄罗斯国家年”,又将为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在文学和出版领域,中俄双方的相关部门联手合作,将推出若干举措,例如,俄罗斯作家协会将向俄罗斯文学的资深汉译者颁发奖章和证书,俄方在北京国际书展期间将派遣一个据说阵容达数十人的作家代表团访华;而在我们这一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一部俄罗斯当代作家作品的大型合集,这个集子由俄方提供选题和原文,中方负责翻译和出版,预计将在5月面世,南京的《译林》杂志也将推出一期“俄罗斯文学专号”。我们相信,中国的“俄罗斯年”以及明年的俄罗斯“中国年”的相继举办,必将对中俄两国的文化和文学交往产生极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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