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锴 韩震军：潜心温李四十载 热爱唐诗一世情

——刘学锴先生学术专访录

    刘学锴先生1933年8月生于浙江松阳县，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本科毕业，免试录取为北大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1959年提前分配至北大新建的古典文献专业任教。1963年调至安徽师范大学，工作至今。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顾问。曾任安徽省政协常委、安徽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温李”研究及唐诗研究，擅长文献整理、史实考论及诗学阐释，先后出版独著、合著19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等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曾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安徽省社科成果一等奖、安徽省图书奖一等奖、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特别奖等多项。培养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啸天、博士生导师邓小军、丁放、沈文凡、彭国忠等一批国内知名学者。曾被评为“百年北大中文系100名著名校友”（见《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6年获安徽师范大学终身成就奖。2020年12月，10卷22册1200余万字的《刘学锴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正式出版。围绕《文集》，立足治学理路和治学经验，本刊特委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韩震军研究员采访了刘学锴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结缘李商隐

    韩震军（以下简称“韩”）：刘先生，您好。首先祝贺您10卷22册1200余万字的《文集》成功出版。这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值此《文集》出版之际，我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委托，对您做一次学术专访，期盼听到您的读书治学经验和体会。

    刘学锴（以下简称“刘”）：谢谢！你写的专访提纲真是下了功夫，可我读了以后第一感觉就是当不起，我的著述就那么一小块领域，那么点东西，值得那样大张旗鼓来宣扬吗？读书治学经验谈不上，这一点我在《文艺研究》那篇专访已经用两个“笨”字概括了。

    韩：学界公认您是“唐诗知音”，总览您的《文集》，内容主要集中于唐诗研究。您能否谈谈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选定唐诗作为研究方向的？

    刘：我在北大十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自知懂得太少，短板太多。这是大实话。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定下研究唐诗的目标，这一点一直没有变。当时无论是游国恩先生也好，林庚先生也好，因为我是古代文学课代表，每两个星期就要同他们见一次面，一聊就是个把小时。一开始，选择研究唐诗，理由特别简单，就是因为喜欢，喜欢它的浓郁生活气息、情韵、风神和意境。先秦汉魏六朝的诗，我最喜欢的是《古诗十九首》和陶诗，但是这些诗，自然天成，无法言说。你知道它好，但它怎么好，说不出来。唐代除了李白诗以外（李白有些诗也是很难说的，你知道他写得非常好，但是说不出一个道道来），大多数诗歌既鲜活又可以言说。硬作出来的诗，或者故意跟人家争强斗胜的诗，多半没有诗情，我不大喜欢。这种诗诗歌史上太多了，你研究也好，不研究也好，它都会自生自灭。所以我想研究唐诗的志愿一直未变，只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间中断了最宝贵的二十年。当然其中有一点小间隙，1960年到1962年相对好一点，你看我在“文革”前写的文章就知道，1957年写的一篇文章刚一发表，后来就没了，到1960年以后才写了几篇小文章。

    韩：唐代诗歌是您早年就已确立的研治领域，但据我所知，您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并不是有关唐诗的，而是属于明清传奇探讨。您的第一篇论文是在什么背景下完成的？它与唐诗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刘：刚才你提到关于《长生殿》的文章，那是很偶然的，它实际上是我大四临毕业前写的。那一两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正在集中讨论《长生殿》的主题，好多现在我们称之为重量级的学者，包括程千帆、周来祥、宋云彬、徐朔方、袁世硕、陈友琴、许可等一大批专家都写了相关文章。我那个时候在班上正牵头弄一个古典文学研究小组（有时候还出一些科研壁报，就是写好后贴在墙上让大家看），文学史又正好教到清初传奇，而且我也正巧读完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长生殿》，对《长生殿》的主题有些想法，于是就把它作为学年论文的题目，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理，写了这么一篇大约12000字的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个星期出一期，一期整个版面也就一万多字，一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写的12000字的文章，在上面怎么刊登呀？编辑部让我砍掉一半，弄成一个6000字的文章，登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右”前夕，1957年的四月份了。后来，这篇文章还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元明清戏曲论文二集》。这个，我倒没想到。现在看来，它当然极其幼稚，光秃秃的，连开头的简单交代都没有就直接入题，但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那个年代年轻人写文章俨然真理在握的样子。那时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很注重培养、扶植青年人。当时的主编是陈翔鹤先生，他和我们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办过《沉钟》。有的时候我们去开座谈会，他还亲自拿钱出来买水果给我们吃。其实，说到底，这篇文章与唐诗还是有联系的。因为在讨论《长生殿》之前的1955年，搞了一次比较集中的《长恨歌》讨论，由褚斌杰的那本书引起的，规模没有《长生殿》讨论大。所以，看似我越界研究，归根到底，并没有越界。

    韩：在选择研究对象上，一个人的喜好固然重要，但仅限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在您看来，作为一名学者，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应当注意些什么？

    刘：选择研究对象，就我个人而言，最初带有自知时间无多，不得不压缩战线的性质。我重新回到安徽师大已经40岁，到系里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会努力地去工作，并搞点科研。”当时的年龄提醒我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但是对多数人特别是像接受过系统正规教育、中间没有耽搁的人而言，我个人的看法，在正常情况下，还是要选一、二流作家作品，而且最好是那种前人已经研究得相当多，但是分歧又很大，里面问题很多的对象。我最近正好看了彭玉平的那篇文章（即《彭玉平教授访谈录》，见《名作欣赏》2021年第4期——编者注），他是不主张这个，他认为应该避开这些东西。我的想法不大一样，特别是从李商隐的研究中体会到，还是应该研究大家，起码是二流作家，就是经典作家作品或者至少是优秀作家作品。就李商隐来说，那么多的对同一首诗的纷歧异说绝不是单纯由于隐僻难懂、用典太多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诗在意蕴上本就具有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正是他独特艺术成就的奥秘所在。

    我们安徽师大中文系1979级的陈强（江弱水），我认为是历届学生当中最有潜力在古典诗歌研究方面做出一流成绩的学者之一。他非常聪明，对诗有超人的领悟，能写新诗，旧体诗也能写，文笔潇洒给人以享受，读书多，会外语，学比较文学出身，视野宽，现在已经写了十来本书，本本可读，许多方面已经可以当我的老师了。他好像什么都能写，而且一写就写出新意。我劝他两条：一是从现在起就保持身体健康，让自己活得够长，至少能够写到80岁；二是捏紧拳头，争取多出几个可以传世的拳头产品。他对杜诗很感兴趣，现在正准备搞一个新选杜诗三百首，我想他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角度，谈出自己的想法。这也正是说明，即使像杜甫这样的大家，从宋代开始就有千家注，到后来越来越多，清代注家更不要说，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伦、黄生等等。他们所注说的杜甫，还是封建社会后期文人眼中的杜甫，是不是封建社会最鼎盛时期最具活力时代的杜甫，很难说。面对这样的情况，现代人被吓回去了，认为该说的，可说的话都被他们说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杜甫一路走红，可检点一下学术成果，却只有搞西洋文学的冯至的《杜甫传》和搞传记文学的朱东润先生的《杜甫叙论》，三十年真正是主要研究杜甫的恐怕只有萧涤非先生一人，以致我们现在还不断引用他的话。“文革”中郭老的《李白与杜甫》，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可以理解。新时期以来，有专门的学会、学术刊物，应该说发展条件很好，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北陈南莫”（北京大学陈贻焮、南京大学莫砺锋）两部各具特色的《评传》外，看不到比以前进了一大步的或者明显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四十年过去了，大家公认的杜甫研究专家也没有，整体研究水平未必超越“文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几本《杜甫研究论文集》。唯一的整理成果就是山东大学牵头的《杜甫全集校注》，再加上谢思炜的《杜甫诗歌校注》。这是因为，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很大一部分人把主要精力花在编大型断代、通代的各种各样全书、大典（这是必要的，对以后的研究开展有大用处）、考证、辑佚、辨伪、资料汇编上。真正坐下来像葛兆光那样一门心思弄思想史的人实在没有几个，以致于我们现在写杜甫的文章，好像可引用的不多。此外，就是变来换去的“新三论”、宏观考察、洋方法，直到普遍的碎片化、脱离作品的泛文化研究，对大作家作品并没有作深入系统地研究。其实我认为，真正有基础，又肯下功夫的人，是会搞出自己的拳头产品的。所以我觉得比我们年轻的学人应该树立信心，相信对名家名作和大家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总之，研究对象的选定首先要考虑他的艺术成就、艺术价值。其次要考虑他的研究空间和余地。也许你最初认为已被开发得连残余都没有的弃矿，深入下去就是一座富矿。三是个人的艺术兴趣，包括个人的气质是否与研究对象比较吻合。让你和一个你不喜欢的作家“结缘”，而且一过就是几十年，那是受罪。研究者再客观，也有自己的偏好。当然，首先你要喜欢你的研究对象，愿意同它结缘。我就是和李义山“结缘”了一辈子。如果觉得心甘情愿，不妨试一试。

    韩：唐以降，李义山一向不太为学者所看重。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是您逐步确立自己主攻研究对象的时期，也正是李商隐遭到冷落，甚至为人批评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您是如何和李商隐结下不解之缘的？

    刘：“结缘”这两个字用得太好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我在北大读书、执教时期，李商隐基本上是处在边缘化的位置，时不时地还要挨批，说他唯美、不关心政治，甚至把他打入反现实主义阵营。我到现在也搞不懂，为什么说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可当时就是这样提的。恐怕很少有人通读过他的诗集，如果通读过，你就会发现像《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种作品，连清代的皇帝都赞扬他关心国家命运、民生疾苦，我们却不能容忍他，就觉得很奇怪。我记得我刚入学的时候，向我们浙江籍的吕德申老师借过一本《闻一多文集》中的《唐诗大系》，并且顺便跟他说了一句“我特别喜欢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他听了不作声。可能那时候李义山在人们眼里就不大关心现实、突出政治。其实，我想吕先生也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但是他可能不大鼓励我过多注意这种非政治化的东西。我读研一时买过一部冯浩的《玉谿生诗笺注》，但是很遗憾没好好看。因为整个明朝的那些诗评家都把李商隐贬得厉害，说他的诗“隐僻”“晦涩”。其实，我后来搞了《李商隐资料汇编》后发现，有好多人读书的面非常窄，就是几个主要的选本，根本就没通读李商隐的诗。这个里面真正比较公允的就是胡应麟、胡震亨，还有许学夷，他们用的功夫多一点。后来，连鲁迅也说，玉谿生虽然清词丽句，但是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我读研一时专书选读，从三曹、七子读到陈子昂，“反右”就开始了。这种气候条件下，自然跟李商隐结不了缘了。

    真正开始和李义山结缘，说来偶然。“文革”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过一套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从《诗经》到《红楼梦》一共二十五种，作者都是我们的师辈。这一套书也是各段研究生都必须通读的基本书（重点研读的当然还是各段一、二流作家作品），可是这套书的唐诗大家选集中就是没有李商隐诗选（据说毛泽东主席最喜欢“三李”诗），李白诗选后来复旦补上了，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请古典部主任亲自外出组稿，要编注李商隐诗选，也不知什么缘故，找到了我们这么一个非常普通学校的两个无名小辈（我和余恕诚）。其实，我当时年龄已经不小四十出头了。所以这个“结缘”很偶然。当然，这以后改革开放，政治生态、学术环境、审美观念大变，打入冷宫的对象成了热门课题，我自己也激发出了兴趣，就欲罢不能，成了我整个30年的专攻对象了。

二、治学方法的应用与李商隐诗文研究

    韩：说到您和余恕诚先生的学术合作，据我所知，真正意义的当属《李商隐诗选》初版和《李商隐》。您能否谈谈这两种成果的合作方式？您又是如何看待初版本《李商隐诗选》的？

    刘：我和恕诚最初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合作还是1977年完成的《李商隐诗选》（初版本）和1979年完成的《李商隐》小册子。那几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别的事情。《李商隐诗选》是我校版本异文、定选目，每篇的注释、说明则分工做，然后互相讨论修改。我下笔比较快，他思考得比较深，所以我就多写一点，他就磨细一些。《李商隐》完全是平均分工，各写四章，基本上互不干涉。书出来了，当然有点欣慰，但是后来更多的是感到遗憾。从1963年我在北京发表《王昌龄七绝的艺术特色》一直到1978年4月《李商隐诗选》初版，十五年时间什么也没有，一大段空白。《李商隐诗选》参考凭借的东西太少，主要就是朱注、辑评、冯注、张笺和岑氏平质，除了陈尚君先生说的“很复杂难解的诗，讲得晓畅明白，揭示晦旨，曲传隐意，很是方便初学”这点凡是选本都应具有的特点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看法。“编年诗”一栏，基本上抄冯《谱》，读者如果问系年依据，根本说不上来。选诗也过于小心，一些艺术水准很高，但思想感情不特别积极向上的多弃而不取。所以我从1976年《李商隐诗选》稿子刚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下决心要写一部《李商隐诗歌集解》，既尽可能地搜集从唐至今的校、注、评、笺和考订成果，又力求有自己的考订、阐释成果。

    韩：您本着对学术的完美追求，在《李商隐诗选》完成后，又马上投入到《李商隐诗歌集解》的撰写中。《李商隐诗歌集解》于上世纪80、90年代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又于2004年增订再版。这部被称为李商隐研究的“扛鼎之作”，已成了古代作家别集整理的范式。您怎样看待“集解”这种方式？作为别集整理研究类著作，您又是如何做到既符合传统实际，又富于个性化见解的？

    刘：集解这种整理方式很古老，但是用在李商隐诗的整理上特别适合，因为他的诗解释特别多而且分歧大。如果都是那种刻意让人不懂、很晦涩的烂诗，那也就算了，你不去读就是了（当然，作为研究者，还是应该努力有个大致不错的解释），但偏偏是他那些写得最好的诗，尤其是那些字面上很通俗，很好懂的诗歧解纷纭、分歧非常大。三卷宋本第一篇《锦瑟》，假如把它全部诗解自古至今集在一起，恐怕起码在10万字以上。《无题》和大家熟知的《乐游原》《嫦娥》《梦泽》《楚吟》《夜雨寄北》《圣女祠》《重过圣女祠》《齐宫词》《有感》（非关宋玉有微辞）《春雨》《银河吹笙》《屏风》《宫妓》《宫辞》《霜月》也众说纷纭，谁也没有把握认定谁对谁错，所以这就要求整理的人客观公平地对待各种异说，让读者自己参与进来，跟整理者一起做判断。集解的方式对李商隐诗整理是势所必然，不能先入为主，一开始就当审判员，要讲阅读阐释的民主集中制。当然这样做会很费时费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绝大部分资料是靠手工抄写、到处寻访的方式搜集的，从1976年到1979年，花在搜集资料这一项上面的时间起码有一半左右。这也碰巧了，除了1977年我还在教1975级的课，1977、1978那两年我都没有课，有大把时间可以用来搜集、抄写资料，但是这种笨办法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对这些资料搞得比较熟悉。

    我做《李商隐诗歌集解》有几条原则：一是无论是校、注、评、笺，最后都要有自己的按断，有自己的看法，不能止于罗列众说，按而不断，对重要作品的系年考证和阐释还要力求其详，不但解释内容意蕴，还要谈艺。总而言之，力求把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这一条，在文学古籍的整理当中不是很常见。另外，古人作注讲求最早出处，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对后代的出处往往不要，我认为最对榫的那个出处最能准确释义。有时候同时代的人对某一个词语的用法，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个词，在当时都这么用或大部分这样运用；时代稍晚一点的也可以引用，作者自己的作品提供的例证更有说服力，这些是活证据。所以我们作注比较开放，不受最早出处的限制。还有一点，古人治经有条规矩，就是疏不破注，我们做《李商隐诗歌集解》没有这条规矩。这里众说纷纭，谁对谁错，对几分肯定几分，不对的就舍弃。像程梦星对《曲江》每一句的解释，颇为牵强附会，但是他对这首诗总的按语挺不错的，我们就用了他那个总的东西，每一句下面的解释统统删掉。总而言之，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你说的既符合传统实际又有个性化的见解。

    韩：《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看似仅对一个作家别集的整理，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际所涉内容“经、史、子、集”兼及。您在治学中是如何理解和处理点与面的关系的？

    刘：点面关系，因人而异，有不同层次。书香门第出身而又喜欢做学问的人也许很早就熟读了四书五经、老庄、《左传》，甚至前四史、《资治通鉴》，但这样的人目前可能难觅。即使是考上北大、清华的“学霸”，上大学前有比较系统传统文化知识的恐怕也极少。绝大多数对研究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感兴趣，而家长又不计较子女以后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也只是入学前读过一些小说，入学后立志研治古典文学的才在老师指导下比较系统地读一些文学总集和一、二流作家的别集。四年时间那么短，所以阅读面多局限于文学，很少顾及经、史、子部的经典，更不要说佛、道二教的书了。范围既窄，也不可能作深度阅读。现在本硕博连读的情况可能稍好一点。从现实出发，恐怕只能是对一、二流作家作品作浏览式阅读。我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是这种状态，读自己最喜欢的唐诗，也只在读研一时浏览过两遍，但就这点阅读面也比除了老师发的讲义什么也不看的好，所以我个人的点面关系处理是有大缺陷的，专业基础就有明显的短板。比较现实的面上阅读，应该力求把《论语》《孟子》、老庄、诗骚、《左传》、史汉、《文选》这些源头性的书通览一遍。这些书，不但形成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怎样为人处世，即要有追求，但不能太贪心。对做学问的人来说，有些经典你不去碰它，它会来找你。我上大学时，《左传》学过十来篇名篇，但没有全读。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一些典故里的同人异名就弄不出来，去请教蒋立甫老师，问是否有《左传人名索引》之类工具书，他说没有，我只好请恕诚让他的研究生用电脑查。所以我劝年轻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同道做个计划，一年读几种，十年差不多就可以读完这些源头性的书了。像《庄子》这种书，恐怕还得找有研究的导读书。

    韩：20世纪末，您在回顾自己的李商隐研究历程时说：“迄今为止，我所做的李商隐研究，主要是对玉谿诗和樊南文的校勘、注释、笺解、系年考证，商隐生平仕历考证以及研究资料的蒐集汇编等基础性工作，理论研究和作品鉴赏虽也做过一些，但不占主要地位。”从您着手李商隐研究的1975年到20世纪末，前后历时25年。二十多年来，您始终坚持做李商隐诗文集的整理，而不急于撰写理论研究文章。在您看来，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这好像是我在1998年北大办的那次规模很大的香山国际汉学会议上说的一段话。当时《李商隐诗歌研究》刚出版，收了16篇文章，有考证方面的，也有理论探讨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已经全部写好了，但是三个月以后才交稿；《李商隐资料汇编》已交稿，尚未出版。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积累的考证成果还来不及整理加工成文，最重要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本）及带总结性质的《李商隐传论》还没开始进行，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成果都集中在本世纪的最初五年。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深度整理（研究性的整理）是基础的基础。就像建筑物的地基，越深越坚固，整个建筑就越牢靠。基础之上，还有整体间架、零部件，就是一篇一篇作品的内容、艺术阐释。它们是躯体、血肉，没有它们，构不成整体建筑。这个工作我比较重视，前前后后，做过上百首诗的阐释鉴赏。多数古籍整理著述对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比较忽视，认为我注出来了，有必要的考证我也考证过了，剩下的是读者的事，不是我的事。所以他一般不做这个事情。殊不知，你自己就是这个书的第一研究者和第一读者，责无旁贷。所以这个工作我还是注意做的。像《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按语，在增订本《李商隐诗歌集解》里也有千把字吧。最后才是理论研究和概括，是建筑的整体风貌、精神和灵魂。值得自慰的是，这三个步骤，整个过程都是由作者自己承担的，没有搞层层转包。我体会程千帆先生说的考证要跟批评结合，这个批评既包括每一篇作品的阐释和评价，也包括整体的研究评论。前两项工作做得越细致越扎实，后一项工作就越省劲。诗文整理考证，单篇作品的论文下的功夫越大，那么后面总结性的东西就搞得越快。“李氏三书”（《李商隐资料汇编》《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诗歌集解》）前面我搞了20多年，但是我写《李商隐传论》只用了2年时间。因为好多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我的几乎所有考证文章和理论研究文章，都是在整理过程当中发现而且已经有初步想法的。在做诗集解、文校注及资料汇编的过程中，我对李商隐的诗文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就像一个老熟人、老朋友、老伴，把他的一切东西都盘熟了，就比较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见到一个老熟人，他讲这句话，你会联想到他的另外一句话，他写这篇文章，你可能会联系到他的另外一篇文章，这个光靠电脑是不行的。

    韩：古籍整理性阅读不同于一般的阅读，在您看来，它对古代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刘：古籍整理的阅读，虽然不一定就是深度阅读，但是绝对是最细致的阅读。你不能投机取巧，该注的不注，装作没看见，偷偷跳过去，都不行。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我的第一篇重要考证文章《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就是从一个“后归”的“归”字上抠出来的。人家明明已经回来了，你说他还在路上刚刚去，这个不矛盾吗？然后就发现一系列的问题，最后还去查对冯浩、张采田他们引用罗衮的疏跟原文的不同，就这么解决的。第一篇理论研究文章《李商隐与宋玉》也是因为作注时发现的问题，再联系他诗文整体风格、情调，进而联系整个文学史上一系列作家作品而完成的。在作诗注的过程中，我发现义山老用宋玉自况，后来又知道不但李商隐自己个人受影响，而且整个文学史，从宋玉一直到《红楼梦》，都有这么一个传统在里面。那时学界正在提倡搞宏观考察，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文集校注的全过程对一系列考证文章所起的作用。比如我注意到，从大中五年到九年，李商隐在梓州幕府期间，代一个叫张潜的人写过两篇给幕主的谢启《为同州张评事（潜）谢辟启》《为同州张评事（潜）谢聘钱启》。这两篇向来未编年，我从文章中“荣自山阳，来临沙苑”考证出来的，幕主是新任同州刺史郑祗德，他的儿子郑颢是会昌二年的状元，张潜第二名。考证出来后，就有问题了。这个人在长安，李商隐远在梓州，为了这几百字的两篇启文，不远数千里往返去请李商隐来作，这个不可理解。所以最后考来考去，发现他梓幕期间回过长安。这个问题曾国藩在《十八家诗抄》里面曾经提到过，他说李商隐曾经回京过一次，但他没阐述，只是根据读两首有矛盾的诗的直感。于是我写了《李商隐梓幕期间归京考》。这篇总考证里面套了七八个分考证的文章，复杂的程度远超我的想象。每一个问题都要细细地去考，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不行。这个我印象比较深。还有一篇文章，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发表在上海《中华文史论丛》那篇考证文章。义山文集中有《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这篇文章从题目看是为京兆尹高元裕代拟的，但是状文里面提到的举以自代的两个人，根据用的那些典故，他的时间下限已经到了会昌六年三至八月，高元裕那个时候早已不当京兆尹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发现前后紧挨着的两篇文章都是写给两个不同的京兆尹的，肯定是抄手或者刻工把前面的题目抄刻后，直接连上了后面那篇文章的正文，而前面文章的正文和后面文章的题目都丢了。这显然是前后两篇文章拼接起来的文与题脱节的文章。这个讹误考出来我觉得意义也不是很大，但是联系到李商隐诗集，里面有很多诗都有这个情况，包括他最著名的《无题》诗。经过这个例子的考证以后，我发现他不少所谓的《无题》诗是前面的题目和后面的失题诗连起来造成的，这样数下来，最后真正可以认为是《无题》诗的只有14首，其他6首都不好说，或者说得干脆点，都是有题诗，只是它的题目佚逸了。再看那14首《无题》诗，一个总的情况就显现了，就是它们与混进去的杂七杂八的诗不同，写的都是男女之情，都跟恋情有关，或者至少是和女子有关。这是一大收获。看似对两篇文章的考证，但是它牵涉的面很广，所以这个考证文章有的时候作用还是挺大的。

    有时还得作细致的实际考察。比如说李商隐妻子王氏亡故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大中五年，有的说大中六年。当然大中六年是冯浩编年编错了，理解有误。就是大中五年，有的说在夏天，有的说在秋天。主张秋天的，有不少根据，但是我认定是在大中五年春末。为什么呢？义山有一首悼亡诗《房中曲》，开头两句“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这明明写的就是初开时的蔷薇花，上面还沾着露水。我不但举了一系列书证说明蔷薇花开的时间，而且连续四年观察我楼下院子里的蔷薇花开时间及初开形状。通过这些目击情况，我肯定这不是夏天或秋天的蔷薇。这类熟悉加细心的例子很多。

    考证结论一改变，许多诗的系年、内容意蕴阐释随之改变。这种改变和冯浩、张采田二《谱》逐一对照，就可以发现大的轮廓（比如何年到什么地方做过幕僚），还是冯、张定下来的，但是实际内容有变，细细地看那些诗文的系年及阐释情况，不一样的少说也有六七十篇。这是写考证文章的最大收获，也是最终目的，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韩：您对李商隐研究“欲罢不能”，把他作为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对象，您能否谈谈义山最吸引您的方面？您提出的“纷歧”与“融通”说法，已经被许多学者应用。《李商隐诗歌集解》从初版到增订本的一些细微变化，也彰显着您与他人、与自己前后见解的“纷歧”与“融通”。所以，能否这样理解：您的这种提法，不单是一种研究方法问题，还是一种学术境界追求？

    刘：我觉得前人对李义山诗的认识长期以来比较表面，只注意他的诗歌语言比较华美绮丽，而忽视其内容意蕴之丰富多重、情感之深厚绵长、抒写心灵世界之深微曲折、意境的飘忽迷濛，特别是他特具魅力的白描境界。从五代韦縠的《才调集》选义山诗四十首均为风格绮艳之作开始，到北宋真宗朝西崑派大力提倡学李义山，以致西崑体成了义山体的代称，直到现在李商隐仍被归入绮艳派，这种用语是带有一点贬抑色彩的。平心而论，他的诗是比贾岛的追随者有华彩一些，不像晚唐一批诗人的诗那样枯淡幽冷、质木无文。其实，说他唯美，不如说他唯情。他的艳是那种深入骨髓的艳。我认为清代刘熙载对义山诗的品评最中肯，“深情绵邈”“绚中有素”。前者指出他抒的情是那种绵长深远，味之无极的“深情”，而他的诗在清词丽句中蕴含的是深刻微婉、复杂多端的人生感慨。这也是我最喜欢读义山诗的原因。我在《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和《白描胜境话玉谿》两篇论文中分别谈了这两个方面。李义山许多流传最广的诗，其实都是这种清空流美、很少用典、表面上一点也不难懂的类型，像《夜雨寄北》《嫦娥》《乐游原》，乃至于《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昨夜星辰昨夜风”，字面上小学生都能大体读懂，可论诗味，就是“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尽”（杨亿）。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永远不可能定于一是，这才是义山特有的绝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纷歧与融通”之说，我特意用了“众说纷纭”的“纷”，而不用“分歧”的“分”。一篇《锦瑟》，那么多异说，但我认为，很多异说是可以兼容并包、并行不悖，或以一说为主，兼融他说，或在更高层面加以统摄、融通。针对这个问题，我主要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纷歧与融通》，正面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谈，创作起始阶段触绪多端、百感交集，创作过程中于特定题材里面渗入多方面的生活感受，创作完成后接受主体对同一作品的多方面理解与认识作理论上的阐释。另一篇是以《锦瑟》为典型诗例，从自宋至今历代接受者对《锦瑟》的阐释怎么样一步一步从纷纭走向融通的，也就是从接受史的角度谈从纷歧走向融通是自然趋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见解有依据，都可以融进来。三是我自己对《锦瑟》的阐释——以自伤身世说为主而兼融各主要异说。首联明显是写音乐的，中间两联是听到音乐后的感触，写的既是音乐境界又是人生境界和心灵境界。这样理解，就能把不同的说法融贯起来了。

    我有一个基本想法，对于一个复杂对象，你永远别指望对它的认识能一次完成，都是在前人、今人各种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包括今人的、前人的一些错误看法，也说明此路不通，不要重犯错误。这是客观事实，否则就是自欺欺人。你说是尊重事实也好，境界追求也好，哪来那么多一空依傍的“独创”？如果把那些从来没人理睬过的、早被历史淘汰的文学“垃圾”拿来再去翻腾一遍，说是创新或填补研究空白，当然也可以，不过那就太多了，车载斗量了。

三、温庭筠研究与晚唐文学研究的开拓

    韩：2004年，您在历时三十年完成李商隐诗文集的全面整理与研究后，紧接着又着手温庭筠的全面研究。记得您先前曾为整理研究王昌龄集做过不少准备，这时候不是拾起之前将要开始的工作，而是重新开辟“领地”。您做出这样取舍，是基于何种考虑呢？

    刘：其实，也不是单纯的王昌龄诗，这个我从来没向别人讲过。当时我已到古典文献专业，中华书局约我写一本较后来的《李商隐》专业性更强一点的《唐代边塞诗派》。这个题目，我当然很感兴趣，其中最感兴趣的是王昌龄，所以我想先从他开始准备《唐代边塞诗派》。整理研究王昌龄集，就是这样提出的。后来，我一调到安徽，忙于备课、上课，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关于王昌龄，我写了一篇文章砍掉一半后剩下一篇小文章就没再做了。我兴趣依然有，但不再回去了，也不可能回去了，因为王昌龄诗早有注本，而且不止一本，现在没有精力和必要再去做了。为什么后来搞起温庭筠呢？因为李商隐弄完以后，晚唐重要作家杜牧，吴在庆在做，晚唐“温李”并称，两个人都写骈文，连类而及，所以就把温庭筠再搞一下。虽然风格不同，成就有高下，但就近取材，二人大体相近的历史背景材料，不需要重新找了，比较方便，而且“温李”也自成一个中心。

    韩：在文学创作上，温庭筠是一个多面手，有诗文，有词，有小说。根据您对《温庭筠全集》的整理与研究，您如何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刘：温庭筠是位影响深远的大词人，这不用说，他在词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学界已论说较多。温庭筠的诗，在晚唐不如小李杜，但显然超过许浑。在晚唐诗四大家里，温庭筠应该排第三。他的小说，用现代眼光来看，能称为小说的不算多，但有些确实写得不错。像《陈义郎》《窦乂》《华州参军》，置于唐代一流小说里也不逊色。尤其是《窦乂》，塑造了正面的、成功的商人形象，意识很超前，写实的笔法也很高超。他是多面手，而且似乎预示了宋代文学雅俗的分途。

    韩：对于个案作家研究，您倡导围绕着其别集的全面整理和生平及创作的研究进行。作为个案作家综合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您先后撰写的《李商隐传论》《温庭筠传论》，在总体的设计和立意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刘：既然叫“传论”，说明它不是论文集，所以要力求全面。这个“全面”不可能都是自己独特的看法，当然会包括一些描述性的内容，比如介绍他们各种各样的文体，有些东西我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是一类一类的介绍有哪些内容，偶尔会涉及它一些特点。但是，主要的东西我还是力求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的。在我和恕诚合作的《李商隐诗选》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我俩的认识是有明显区别的。余的主张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作家可以不属于哪一党，照样可以写出关心现实、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文。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对，从道理上讲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充分尊重他这个意见，无论是初版还是再版都保留了。但是，我自己的看法不是这样。《李商隐传论》中专门有一章探讨这个问题，我绝对不说李商隐是李党，大中以前，他没有党派倾向，大中以后是有明显倾向的。之所以叫“传论”，就是从纵和横两个方面，让读者尽可能地全面了解传主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其中除了一些不可回避的常识性介绍，更多的方面要求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和见解。

    韩：您的李商隐研究已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由原来的一节变成了现在的一章），那么，您对温庭筠作品的全面整理与研究，有可能提高他的文学史地位吗？

    刘：较之李商隐研究，我对温庭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细。温庭筠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但囿于新材料的发现等，目前比较困难。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注本仅曾益原注、顾予咸和顾嗣立补订的《温飞卿诗集笺注》一种，疏漏很多，与义山诗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注本根本无法相比，尤其缺乏像冯浩的《玉谿生诗笺注》那种精益求精的著作。他的生平考证也非常疏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陈尚君、施蛰存的文章发表以前，连他的生卒年也未弄清，其他生平经历中的疑点与空白点更多。他的词，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温词的单独注本也是到近年才出现。对温词的艺术成就实际上也有不同看法。赋与骈文则一直没有人作过校注。我在温庭筠出生居住地、诗文系年、晚年生平事迹考证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其骈文也第一次全部作了注，当然还有不少疏漏，有待后贤匡正。文学史里写温庭筠，通常将诗、词安排在不同章节论述，骈文偶或一提，小说则缺位。学者研究温庭筠，也都是对各种体裁进行分割研究，这样就很难形成完整的印象。很多人只把他当作大词人来看待。现在，我把他的诗、词、文、小说合编成一部《温庭筠全集校注》，可能会有助于学界更综合、全面地去看待温庭筠，也许会提高他的文学史地位吧。

四、唐诗选注评鉴与经典普及的思考

    韩：您的《唐诗选注评鉴》自2013年出版以来，短短数年内，两次再版、七次印刷。您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是什么？

    刘：初衷就是给现在刚入门的唐诗爱好者或将来准备研究唐诗的人，提供一部切实有用的以普及为主，兼顾一点提高的选本。以前，我在教唐宋文学的过程中觉得，如果有一本类似于这样的著述，就方便多了。我是从自己教学的切身体会中悟到读者可能需要这么一本书。这部书以鉴赏为主，不搞玄虚化，不大讲过于专门的诗法，也不作过于理论化的发挥（老实讲，我也没有这个本事），从刚入门者的实际出发，以贴近原诗的诗性描述为主，追求传达出原作的味道。当然，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我如果能够传达出原诗十分之一二的味道就满足了。

    韩：现在看来，您的初衷实现了。《唐诗选注评鉴》广受赞誉。莫砺锋先生称，它体现着“文学本位、读者本位”。陈尚君先生说，它是“近三十年最好的唐诗大型选本”。刘跃进先生断言，它“普及经典，自身也可以成为经典”。

    刘：这些评价太高了，只能当做鼓励。作为一种追求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水平达不到这个程度。鉴赏，我可能比一般的搞得细致一点，有的是因为过去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弄的，可以写到5000字，能放开讲，讲得比较细；有的还带点考证，像《夜雨寄北》考证的东西也裹进去了。总的来讲，希望能切实有用，方便读者。

    韩：作为一代诗歌总集，无论全集还是选本一定程度上都会有“史”的意义。自从文学史上唐诗分期说提出，有人反对，也有人进一步探究完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分期问题，我没专门研究，但我认为分期可以有不同的分法，两期、四期、八分，可以灵活处理。唐诗创作有变化，这是客观存在的。总的说，“四唐说”基本可行，但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大历诗风”还要再考虑。因为它跟中唐后期元、白、韩、柳、张、王、李贺都不一样，更多的是想继承盛唐诗风，但又完全不像盛唐诗歌，是上靠还是下挂需要斟酌。唐诗分期定一个年份，划线就划到这里，这个绝对不行，不符合诗歌创作发展规律。比如，杜甫和刘长卿，基本上是同时期，但二人诗歌风貌太不一样了。我觉得，唐诗创作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初盛与中晚的区别，尽管不能单纯以“安史之乱”划线，但是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我始终主张“盛唐气象”不能只看诗歌写的题材内容。比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杜甫“古来材大难为用”，二人诗歌内容完全不一样。杜甫绝大部分诗歌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完成的，但是我认为他仍然属于盛唐，杜甫那种阔大、悲壮、雄浑绝对不是属于中唐的。关于这个问题，上世纪，裴斐先生就和我的老师林庚先生打了一场“仗”。“盛唐气象”不是单纯讲时代的，它是一种精神风貌的体现。杜甫诗歌虽然主要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但他生活的年代在开天盛世，这个对他影响太深了，而且他始终相信这个“盛世”不会马上消失，过一段时间“盛世”就会回来的。所以，尽管杜甫他说“古来材大难为用”，但还是想着为这个时代尽绵薄之力的。

    韩：《唐诗选注评鉴》放眼全唐，把真正好诗传给了读者，提到“切实有用”“普及”与“提高”，能否谈谈您对当前唐诗经典研究的看法？

    刘：无论古今中外，真正有永恒价值的艺术精华并不多。文学史现在看是越写越厚，以后肯定是越写越薄，当代人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多，哪有时间看那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且很多是根本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即使只选200部，搞文学研究的人不见得都认真地读过。我没做过统计，自己是不是看过200部，我没有这个信心。有的还不一定看得懂，像《浮士德》，老实说，我看不大懂。你把很有限的时间精力花在那些早就被扫进文学垃圾堆里的作品上面，这不是浪费生命吗？当然，可以有一小部分人去研究某些典型的文学现象，以及它发生、发展、消逝的规律，但多数人不应该为了所谓创新、填补空白，去翻腾“垃圾”。不要说印刷术普及以后这种文学“垃圾”是天文数字，更不要说现在的网文了，就是口耳相传和手工传抄的诗歌黄金时代——唐代，幸存下来的大约五万六千首唐诗中，“垃圾”恐怕也不少，真正可读的恐怕最多占十分之一，有五千首左右，真正的精华也就两三千首，称得上经典的更少。我自己选过一个2700首的唐诗选目，陈伯海先生《唐诗汇评》选了5000首，分别和《唐诗别裁》《唐诗品汇》大体相当，说明可读的唐诗用比较严的标准或者比较宽的标准去选也就是这个数了。就作家来说，文学史上展开讨论的唐代诗人也就20多个人吧。那么大家除外，大家就那么几个。名家我们把尺度放宽一点，不以存诗的数量为准，而以精品所占百分比为准，如仅有两首诗传世的张若虚、目前只看到一首诗的朱斌，甚至把王之涣也算上名家，加起来也不到100人。有的大家，历史上对他的评论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了，或者是歧解纷纭，好像已经无话可说，或者不知道怎么说了。其实，这个正说明这些大家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是唐诗研究的大潜力股。只是我们搞研究的人比较畏难，不大愿意下功夫去碰他。有些大家、名家整理考证方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应该说成绩不小，但是理论研究方面，总的来讲，进展不是太大，这不正常也不应该。所以我主张中文系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课应该改成《中国古典文学》，一字之差，重点对象就不一样了，《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内容就是经典性的最优秀的作家作品。跟这密切相关，教师、研究人员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放在大家、名家的优秀作品上。现在一般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基本上脱节。教学教的除了概论外，确实还是重点的作家作品，但是研究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为了应付聘期考核、提职，不得不绞尽脑汁设计一些所谓新课题、新角度，其实搞出来的东西除了编辑以外真正认真看的人真不多，让人家眼前一亮的太少。从有些重点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看，这两年情况真不乐观。与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坐下来，弄一个像“杜诗百名篇新诠”或“李白诗百名篇新诠”，就是选100篇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杜诗或李诗，尽量谈谈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有了想法再从理论上做点新的概括。

    韩：时代演进，观念变化，但是唐诗风神依旧，受欢迎程度不减。在您看来，唐诗经典的形成与普及对当代诗歌创作有什么启示？

    刘：唐诗长盛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它跟广大读者的良性互动。在唐代，连那些歌妓都喜欢唱，稍识点字的人都可以提笔写诗，而且那些诗人以自己的诗被多少人唱、被哪个最漂亮的歌妓唱了引以为荣，这种诗歌生态很少见。我觉得这正是唐诗成功、长盛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代的诗歌有两种，一种是当代人作的旧体诗，烂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一种就是根本看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连小圈子里面的人是不是能看懂也不知道的诗。假如诗都搞自我封闭，恐怕看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不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自吹自擂不行。

五、知音境界与学者本色

    韩：受个人时间、精力的限制，虽然您主要深耕细作于晚唐这块宝地，但目光从未仅限于此。您对整个唐诗的感悟和观照，除了体现在《唐诗选注评鉴》外，据我所知，“常建诗歌校注”“李颀诗歌校注”等，都是您凭着自己的感悟推荐给他人的题目。

    刘：王锡九在做完《松陵集校注》后，来我家说，他还想继续做。我说，我过去曾经想把常建、李颀两个人的集子做一做，现在手抖不能写了，你去写吧。后来，这两个选题，中华书局也同意了。《常建诗歌校注》《李颀诗歌校注》的体例跟《李商隐诗歌集解》是一样的，后面也有那种解释，不管怎么样，他把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感受写了，我觉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其实，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值得做，就是崔颢。这个作家存世的作品虽然不是很多，过去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搞过一个很通俗的注本，但是我觉得在名家里面，他的诗歌精品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假如没人很精细地做过，我觉得可以做，其价值不会在常建、李颀之下。

    韩：您和余恕诚先生半个世纪的共事友情是学界一段佳话。您能否说说对他的主要学术印象？

    刘：你刚才提到恕诚，理论创新方面，是他一贯的也是最主要的追求，他对文献考证没什么兴趣。关于我和他的合作，照说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互补，但是实际上自从《李商隐》小册子以后，基本上就分道扬镳了。你们看他的著述年表就可以看得出来，教学投入起码是2/3的时间，剩下的时间他就是写《唐诗风貌》。《唐诗风貌》第一篇文章1981年刚刚出来，紧接着就写兰州会议那一篇《军幕文士之歌和战士之歌》，后来他大量精力就放到那上面去了。《李商隐诗歌集解》初稿他只是抽空看了一遍，他很谦虚，一般用铅笔在上面搞个括弧，或者旁边注一个符号，意思是这个地方的词语是否可以再斟酌一下。这些我能尊重的都尊重。但是对于我没有把握的全诗，或根本不知道它在写什么，有时请他来出主意。最典型的比如三首《七夕》诗，他从另外一首七绝“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受到启发，来解《辛未七夕》，后来，我干脆把这三首都处理成悼念已经去世的妻子王氏了。当然有的说得好一点，有的说得差一点。反正这个现象有，但是太少了。有的没把握，比如说《青陵台》，我请教过他，我能看出来那个里面可能跟他那个牛李党争这个事情有关，但是要说很难。但是恕诚的东西，特别是《唐诗风貌》，里面的每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我都是第一读者，我也很赞赏，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传世的。那些题目都是从阅读当中来的，感受也非常真实。增订本《李商隐诗歌集解》，他就没参加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他没参加，就看了一遍，当时他腰椎犯病了，只能躺着看，最主要的就是后来我请他把那个《左传》里面同人异名弄了一下。1985年增订本《李商隐诗选》，我倒是有意希望他多贡献一点力量，所以我说这次“前言”艺术部分你来写，理论方面你有你的长处。另外，那个单篇作品呢，我也跟他换了，过去在《李商隐诗选》初版的时候，他弄的基本上是梓幕期间的诗比较多，我换了前面大和到会昌这一小段的。除了我已经写的以外，他提出了一个“心象熔铸物象”说，这个东西后来也写进了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面。说老实话，对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我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创见。

    韩：眼下，对于大家都感叹“大型合作项目难以有效开展”，您有哪些经验和建议？

    刘：大型科研项目，我知道现在大学里面都比较重视，但也是最头疼的。我记得彭玉平讲过，大型项目往往是一流学者领衔，但是做出来的项目水平是二流的甚至是三流的。这个没办法，题目往往太大了，我觉得文科最好不要这样。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是个性化很强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大家都纳入那个轨道，这是让人家很难受的。我觉得最好是自下而上自然形成，既体现个性，又能够自成系列。这个建议，我是给系里提过的。原来我们几乎所有的名家、大家都有人重点地搞，比如说，蒋立甫老师搞《诗经》，潘啸龙搞《楚辞》，袁传璋搞《史记》也兼搞一点陶渊明，下面唐代不用说，人比较多，各有各的分工，有像恕诚那样从总的方面弄的，也有分开来弄的，问题不是很大，宋代总的来讲是比较缺，但是胡传志以元好问为主也兼搞一点，孙文光老师搞龚自珍，《红楼梦》俞晓红投入力量也不小，假如把这些能体现自己特点和个性的东西各选一本，搞成一个系列，那就不是完成一个项目的问题了，甚至也可以把它作为教材，设专题研究课和讲通代的古典文学作品选或者文学史更是不在话下，很轻松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因为刚才扯着小说了，我倒胡乱瞎想了一个题目或者说是一种设想，就是我们诗学中心能不能够把眼光放大，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没有长盛不衰的体裁，人家可能会觉得我不喜欢宋诗，我也承认，但是要从搞研究来讲，不能这样。

    我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到了宋代以后，整个诗坛除了苏轼、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外，好像像样的东西再也找不出来了。王安石后期的一些诗是学唐人的，那是宋人的唐诗，不是宋诗。所以要是仅仅局限在传统的五七言诗，宋以后是很难做的。就是蒋寅搞清诗搞得那么熟，他到现在也不做部“清诗选”出来，他说清诗总的成就不会低于唐诗，那先拿一本“清诗选”让大家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唐诗那种鲜活劲、那种气象，我觉得不大可能。你选十个大家、选一批可读的诗，这个问题不大，但要重复唐诗那个辉煌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放大。有的时候“诗中无诗”，但是“诗外有诗”，就是诗歌以外的体裁有很多作品诗意非常浓，而且这恰恰是能提高它的品位。诗到哪里去啦？像六朝初唐人的一些骈文、苏轼的《赤壁赋》、明代的小品文写得很有诗意，戏曲也是这样，如《西厢记》《拜月亭》《牡丹亭》《长生殿》到处充满着诗意。其实，汤显祖的诗本身写得真不怎么样，但是《牡丹亭》那几折，最好的诗也不过如此。清代还有两部小说也是诗意很浓的，一部是《聊斋志异》，一部是《红楼梦》。《聊斋志异》不光是文字，人物本身像婴宁、娇娜，诗意非常浓。诗意境界更高的是《红楼梦》，我老早就想写一篇《李商隐与〈红楼梦〉》的文章，但因对《红楼梦》没有研究怕说外行话，所以一直不敢写，他们之间不仅是那种很深刻的感伤诗是相通的，而且他那个诗意渗透到了整个《红楼梦》全书。诗在一切别的文学样式的里面，而且是提高它们艺术品位的一个保证。所以，要放开眼界的话，这就是一个大题目。这样的话，可以把整个诗学中心跟搞古典文学的人都动员起来，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

    韩：从单个名篇的鉴赏到一个作家创作的认识，从个案诗人的研究到有唐一代诗歌的整体把握，无不体现着您治学路径和艺术追求。在您的治学领域不断深入、开拓的同时，唐诗研究始终是您坚守的阵地，让人感到您对唐诗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最让人感佩的是，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您从未离开过学问，体现了一个学者的本色。我知道，您从未申请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文章也从不计较刊物级别，那么请您谈谈评价一个成功学者的标准是什么。

    刘：夸赞我了。我庆幸的是比大家早生了一些年，所以我没有碰上项目决定一切的时代，也没有你们目前面临的这些难题。我搞研究是非常自由的，从来没有人干涉我今天要搞什么、明天要搞什么，有的时候尽管有的领导说我们安徽这个桐城派能不能搞一搞，我不吱声。因为我们这儿专门做桐城派的人有是有，但好像不多，这个东西至少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以前就说，要感谢学校给我提供的这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就是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干涉。我也没主动申请过什么项目，我的那些东西确实不是这样来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不用说，《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是恕诚提议要搞的，当时学校准备申请博士学位授权点，他已经接了我的研究生点负责人担子（这个我1991年就不干了，我觉得已经58岁了，不能再干了），说是不是要申请一个项目？后来《温庭筠全集校注》也是这样的，我都已经开始搞了，恕诚说你申请一个项目吧，我大概用了半天时间就把那个项目表填好了。所以，主动申请项目我是没有过。但是，这种情况下面，我能理解，申请一下也没坏处。

    “学者”，我不敢自封。大概在前十几年吧，凡是被称为“学者”的，级别比较高，“专家”是不值钱的。“专家”说明在某一点有些研究，而“学者”什么都能研究。所以，我不敢自诩是“学者”，只是一个“小专家”，而且还有好多盲区需要不断地修正。所以，我这次的那篇小文章（即《李商隐〈哭刘蕡〉“湓浦书来”补笺》——编者注）不是来投稿的，是过去我相信了《新唐书·刘蕡传》的那个错误记载，后来发现裴夷直墓志了，来改错的。我要说明的是，即使像这样小的问题，也要不断地改错。

    我不主张挑什么出版社。像在中华书局出书，可能影响比较大，但是最后决定你研究成果价值的绝对不是中华书局。就是一些一般出版社，可能也有非常专业的编辑、非常敬业的编辑。比如中州古籍出版社，《唐诗选注评鉴》将近300万字，她们拿去之后，第二年就出来了。编辑当时是挺着大肚子，中间还休了半年产假，我估计她们是搞得非常苦的。书稿都是采取流水线作业，我手抖不能写，但也不敢叫人家校对，自己校对完之后，大花脸，到处都是错别字，拿到校稿她们马上改正排版，这样来来回回几次。尽管小出版社编辑的专业学术水平总体上不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但非常敬业。写书的人谁不希望早一点把书出来？我不挑出版社，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喜欢这一点。这样的话，自己的书可以早一点与读者见面，读者有什么意见可以及时得到反馈以便修改。你搞得尽善尽美了再交稿再出版，年纪大一点的话，对不起待去世了，留下一大堆稿子也许就被你的不懂行的儿孙当废纸卖掉了。所以我是不挑出版社。我也不挑刊物，有的刊物级别非常高，居然还发那么烂的文章（就是我们唐代的），说不过去。所以，我投稿件一般不讲什么刊物级别。

    韩：您能把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简单地总结一下吗？

    刘：还是那几句话。一是笨人用笨功夫。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最笨的人，但是起码是属于百分之九十几的那种非常平常的人，所以只能用笨功夫。像做那种考证文章是苦，但搞研究不这么搞也不行呀。二是学术研究不要“贪”，不要做那种远超自己学养的题目。题目太大也不行，超过自己学养的，要读很多很多书，而且对它们都有所研究的，太难了。打比方，一个人蹦一蹦能把果子摘下来，那就蹦，要老蹦老蹦也够不着，也就别蹦了。另外一个就是前人已研究很多的作家，照样可以做出一定成绩，这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您的学术思想始终充满着活力。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永葆学术青春！

    刘：感谢你设计了那么详尽的采访提纲，又不远千里来京和我聊天。你辛苦了。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