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的当代阿拉伯文学

达尔维什

瓦努斯

易卜拉欣

黑托尼

巴拉卡特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变幻莫测，处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的阿拉伯世界更是如此，战争频仍，波谲云诡。文学作为对历史和社会的审美观照，文学家作为时代最敏感的触须，自然不能置身事外。现当代阿拉伯文学伴随着世界历史、文化潮流的更迭，在写作主题和风格上经历了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流变，而每一部严肃的作品大都不忍卒读，每一部都是一次抵抗，每一部都在寻找出路，每一部都发出何以为家的哀叹。掩卷后令人嘘唏，发人深省。

文学界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思想界，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沉思。当代阿拉伯文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以重建民族认同为诉求的抵抗文学

后殖民语境下的当代阿拉伯文学首要特征就是抵抗性，以语言抵抗现实，以时间抵抗权力，以记录抵抗遗忘，抵抗被边缘化的处境，抵抗被抹去身份的危机。因此“身份焦虑”“文化属性”“民族主义”始终与这时期作家们如影随形，他们的写作意图和策略始终是期望在文本中重建文化空间，加强民族认同。

巴勒斯坦杰出诗人马·达尔维什在著作《缺席的在场》中肯定了诗人之于历史的重要性：

诗人面对历史的铁耙又能做些什么呢？也只能靠记忆守卫可见和不可见的古道、老树和水井，保护语言，不让她隐喻的特征枯萎、褪色，不让她因为死难者的哭号而过分消耗。他们要求在明日的记忆里占有一席之地，用比武器更强大的力量—语言—去争夺那片土地。）

在《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一诗中，诗人发出乡关何处的哀叹：

你的言语……曾是一首歌谣我试图唱出

可是苦难封锁了春天的唇

你的言语，像燕子，飞出我的家园

……

我们的镜子碎了

伤痛已碎成两千份我们聚拢声音的碎片

我们擅长的唯有祖国的挽歌！

……

可我已忘了……忘了……你这未知的声音啊：

锈蚀了吉他的，究竟是你的离去……还是我的沉默？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薛庆国、唐珺译）

诗人哀而不伤的沉默力量跃然纸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自传叙事来抵抗遗忘是巴勒斯坦抵抗文学的一大特色，如作家杰·伊·杰卜拉的自传《第一口井》、女诗人法·图甘的自传《山路崎岖》、诗人穆·巴尔古西的自传《我看见了拉马拉》，等等。后冷战时期，以个体鲜明的记忆之名来记录历史、修正历史，无疑是加强集体文化属性和民族认同感的最佳方式。

二、以思想启蒙为导向的“政治文学”

阿拉伯作家与其他国家的文人相比，怀有更强烈的启蒙意识和政治诉求，作者竭力赋予作品以社会功能，对民众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意即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弱势民族国家的反抗。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马哈福兹坦言：“在我写的所有作品中，你都会发现政治。你可能会发现有一篇小说没有写爱情，或是别的什么，但却不会没有政治，因为它是我们思想的轴心。”另一位埃及著名作家巴·塔希尔也是如此，在谈到“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时，他说：“文学创作绝不可能完成于象牙塔中，也不取决于某人的心血来潮或灵光乍现；文学创作是作家意识与周遭现实互动的结果。文学是一份关乎人类生存、人性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职业。”

现当代以来，众多阿拉伯作家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都以阿拉伯社会、文化、文学的复兴和发展为己任，积极介入时代政治，关心政治，将创作实践与社会大众紧密相连。

不过文学创作的政治性也引发了西方学者甚至一些阿拉伯文评家的批评。他们认为阿拉伯小说的政治性明显外化于其创作意图从而导致阿拉伯小说先天不足，易流于说教，由此减弱了文学的艺术性。但更有阿拉伯学者对这一观点给予了严肃的回击，认为阿拉伯文学一向负载着启蒙大众的社会职能，如果将文学和政治剥离，必然使文学囿于形式主义追求，失去与大众的联系；阿拉伯当代文学既要反映阿拉伯人民在民族危亡之时所表现的困惑、焦虑和对抗，又要对民众起到预警、启蒙和引导作用。

阿拉伯当代文学作品的政治意图和启蒙作用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品的艺术性，却并未消解其思想价值。叙利亚剧作家萨·瓦努斯的创作向来高度关注政治主题和对大众的启蒙。《六·五晚会》是他的代表作，它以1967年的“六·五战争”为题材，通过不同阶层民众回顾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深刻剖析了战争失败的原因，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叙利亚官方粉饰战败、盲目乐观的行为。作为一部戏剧作品，瓦努斯在舞台上的创新就是打通了阻隔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让观众也参与到戏剧表演中，由此消解了乌托邦式的精英话语，表达了他的一贯创作思想：“沉默的大多数”决不能满足于主流精英说辞，继续当历史的看客；正如台下的观众也不应该继续做剧场中的旁观者。瓦努斯坦言：“我并不曾刻意寻找某种创新形式，我只想表达一种政治诉求。”

三、鲜明的左翼革命精神

当代阿拉伯文学中，左翼作家与作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首先得益于左翼立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不断革命的精神追求。二战后，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大都走社会主义道路，左派力量不断壮大，苏联和欧洲进步的左翼文学被集中介绍进来。记录、批评阿拉伯社会的种种弊端，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追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阿拉伯左翼文学繁荣的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这时期小说创作的思想源泉，小说主题大都以某种方式与革命和建设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主人公是社会历史和实践的主体——

工农阶级；“为人民而书写”是文学创作的目的。如埃及作家阿·拉·谢尔卡维的《土地》（1954）、《坦荡的心灵》（1956），埃及女作家拉·泽亚特的《敞开的门》（1960），叙利亚作家哈·米纳的《蓝灯》（1954）、《帆与风暴》（1966），伊拉克作家阿·塔·法尔曼的《枣椰树与邻居》（1966）等。

之后，被称为“六十年代辈”的作家成为阿拉伯当代文学变革的中坚力量。这一文学群体大多成长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家庭贫寒，民族主义情绪高昂，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对国家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六十年代以降，阿拉伯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左翼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趋于恶化，不少作家都经历了封杀、监禁、流放的命运，有过挫败、苦闷、彷徨的体验，但很快振作起来，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学现代派艺术手法的同时，深入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对其进行创造性复兴，以重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文学。八九十年代后冷战时期，这些作家依然推崇左翼精神，极为看重文学创作在批判极权主义、揭露暴虐、主张社会平权等方面的作用。这一群体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主要有：埃及作家苏·易卜拉欣的《那种气味》（1966）、阿·哈·卡西姆的《人的七天》（1969）、杰·黑托尼的《吉尼·巴拉卡特》（1974）、爱·赫拉特的《拉玛与龙》（1979）、巴·塔希尔的《朵哈絮语》（1985）和《爱在流放地》（1995），约旦作家加·海勒萨的《笑》（1971），黎巴嫩作家哈·谢赫的《泽赫拉的故事》（1980）、沙特作家阿·拉·穆尼夫的《盐城五部曲》（2005），巴勒斯坦作家杰·伊·杰布拉的《找寻瓦利德·迈斯欧德》（1978），叙利亚作家哈·哈伊戴尔的《凄凉的岁月》（1973）、《海草宴：死亡之歌》（1984）等。《爱在流放地》和《海草宴》这两部作品本身就聚焦于七十年代末阿拉伯左翼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塔希尔八九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对埃及“7·23革命”后人性裂变以及社会弊端的揭示可谓一针见血，他将“革命”和“革命后”、“继续革命”和“官僚主义”之间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艺术性地呈现出来。在小说《爱在流亡地》中，他还进一步反思萨达特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花果凋零的原因，以悲怆的笔调道出了流亡海外的左翼知识分子普遍心态和况味：“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过去时代的影子……”，“我们的梦想幻灭了，只剩下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曾使年轻的我们热血沸腾”。

四、注重历史书写

反思当下，与历史对话，与历史互文，是上世纪后半叶以来阿拉伯文学创新和实验的重要再现方式。阿拉伯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启蒙”和“革命”的双重淬炼后，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渴求在僵化的主流体制之外，突破重围，寻找民族发展的新途径，文学创作的新理念。作家们不仅批判当下社会的黑暗面，为社会与时代把脉，而且以整体的历史观去洞察历史的幽暗和曲折，以史为鉴，映照当下。在创作实践上，通过互文性，大量引用历史事件和故事，打破时空阻隔，开放对话的边际，让各种思潮在同一文本里共存碰撞，使小说空间无限延展，情节充满张力，以此调动读者的参与。

如苏丹作家哈·奇亚戴的《苦行僧的渴望》（2014），以苏丹历史上著名的民族主义宗教革命“马赫迪运动”为背景，再现了革命失败后，喀土穆生灵涂炭、民生凋敝的现实，再次反思革命与暴力，信仰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该小说获得2014年纳·马哈福兹奖。阿尔及利亚作家沃·艾阿拉吉的《埃米尔之书：铁门之途》（2005），通过对原型人物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埃米尔阿·卡迪尔的塑造，颂扬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抵抗法国殖民入侵的英雄业绩，通过埃米尔与密友大主教迪皮什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倡导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真诚对话的美好愿望。该作品获得2007年阿联酋扎耶德总统（文学类）图书奖。黎巴嫩作家贾·杜维希的小说《美国区》（2014）通过描绘黎巴嫩城市的黎波里美国区近一个世纪风雨飘摇的历史演变，试图探寻黎巴嫩乃至阿拉伯世界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深层原因。也门作家哈·苏鲁里的小说《苏斯洛夫的女儿》（2014）书写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也门当代历史，展现了也门从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如何一步步陷入部族冲突与教派纷争的泥潭。叙利亚女作家沙·欧扎利的《我们家附近的天空》（2015）从19世纪下半叶追溯至今，浓缩了一百多年来阿拉伯民族的不幸遭遇。英国藉巴勒斯坦裔作家鲁·马德胡恩的小说《命运：大屠杀与大灾难协奏曲》则展示了三代、四家巴勒斯坦人在半个多世纪里的爱恨情怨以及现实困境。

近几年来，还有多位作家从古文明史中汲取灵感，如沙特作家穆·哈·阿勒旺的小说《小死亡》（2016）。该小说获得2017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通过文学想象，为阿拉伯古代苏非神秘主义大师伊·阿拉比立传，高度肯定了这位大师为追求真理而上下求索、至死不渝的勇气。埃及作家优·泽丹的小说《阿撒齐勒》（2010）和《法尔德坎堡》（2019），前者荣获2010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再现了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内部各派争斗、极端主义甚嚣尘上的残酷现实。后者展示了阿拉伯古代著名哲学家、医生伊本·西拿（阿维森纳）的人生片段，再现了这位名人丰富精彩的人生及其伟大的理性思想。

五、具有浓厚的苏菲哲学思想

从苏菲主义哲学观中汲取养料，是当代阿拉伯作家和诗人们独创的写作实验。埃及当代著名作家杰·黑托尼认为：“虽然苏菲文学有些朦胧费解，但是苏菲的经验更接近艺术家的经验。……从中我找到了表达的自由。由此可以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阿多尼斯也认为“苏菲经验不仅是一种理论，它首先是一种写作实践”。

作为马哈福兹的嫡传弟子、“六十年代辈”作家群领军人物，黑托尼十分重视从民族思想遗产中寻求灵感，强烈希望通过文学创作实践来弥合民族文化的断裂，重构民族文化，走出一条独特的文学之路。其作品不仅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盛誉，而且也受到西方文评界的广泛关注。具有浓厚苏菲哲学思想的长篇小说《显灵书》（1985）是黑托尼的代表作。该作品穿越时空壁垒，借用苏菲思想的显灵观和天界观，以托梦和显灵的方式，架构整部小说，探讨时间与生死、记忆与遗忘等存在本质命题。作者从穆罕默德登霄旅程的传说中汲取灵感，将主人公的旅程分为三个界层。最终主人公认识到自己在尘世上只是一个陌路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他的流放地。由此，我们联想到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

六、具有荒诞主义和反乌托邦色彩

半个多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学中早期的乐观、浪漫主义基调渐渐被冷峻、阴郁、无奈、悲观的氛围取代，最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阿拉伯文坛出现的多部具有卡夫卡式荒诞主义特征和“反乌托邦”色彩的小说，如巴勒斯坦小说家伊·哈比比的小说《乐天的悲观者》（1974），伊拉克作家艾·萨达维的《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2013），埃及青年作家穆·拉比阿的《水星》（2015），埃及作家兼记者艾·纳基的《利用生命》（2015），艾·哈·陶菲格的《老鼠通道》（2016），女作家芭·阿·阿齐兹的《排队》（2013），巴勒斯坦裔约旦作家纳斯鲁拉的《狗的第二次战争》（2017），等等。

哈比比的小说《乐天的悲观者》是一部卡夫卡式的突破常规、独具创新的小说，作品以赛义德写给故事叙述者的信件构成，讲述了从1948年“大浩劫”到1967年“大挫折”这二十年间，一个看似荒诞不经、充满矛盾的巴勒斯坦人赛义德在以色列委曲求全以求苟活而终不得的遭遇。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讽喻。作者在书中暗示巴勒斯坦浩劫是由以色列人侵略政策和阿拉伯人盲目乐观、保守主义共同造成的。哈比比不仅获得巴勒斯坦最高文学奖“耶路撒冷奖章”，而且获得以色列最高文学奖“以色列文学奖”，这在当代阿拉伯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纳斯鲁拉的《狗的第二次战争》以主人公拉希德从反对派逐步堕落为极权政府的共谋者为主线，通过“狗的两次战争”、“人脸复制狂潮”等情节，揭示极权统治下的荒诞以及法律、道德、人性的泯灭，从而揭示高度物质化、高度科技化社会与人类越来越异化的矛盾。《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则通过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历经战火浩劫后巴格达混乱不堪、以暴制暴、命如草芥的残酷现实。而在《水星》中，一位名叫“水星”的埃及警官目睹了2025年发生的悲惨景象，首都开罗已沦为被暴力和仇杀控制的人间地狱。

这些作品通过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科幻、奇幻的手法揭示了罹受威权、战争之苦的阿拉伯人民犹如生活于地狱里的现实。

七、女作家群体异军突起

从上世纪后半叶以降，女性主义文学渐渐成为当代阿拉伯文学中一支重要力量。阿拉伯妇女解放始终是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尤其“六·五战争”后，民族的危亡使女性在争取个体解放的同时，自觉地与民族大业融为一体，和男同胞携手共进，抵抗外部干涉，将笔触投向战争的本质，探求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再现普通民众经历的苦难及其斗争精神。

上个世纪90年以来，女作家群异军突起，不仅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女性作品如雨后春笋，而且海湾、马格里布地区的女性写作也后来居上，不容小觑，在创作水平和数量上均有显著提高。阿拉伯女作家在一些地区性和国际性文学大奖上频频登场，如，阿尔及利亚女作家艾·穆斯苔阿妮米的小说《肉体的记忆》（1993）荣获1998年“纳·马哈福兹小说奖”，她是马格里布地区首位用阿语创作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沙特女作家拉·阿莱姆的实验性小说《鸽子项圈》摘得2011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桂冠；阿曼女作家朱·哈尔茜的《月亮女》（英文名为《天体》）摘得2019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桂冠。

据统计，埃及1996年设立的年度“纳·马哈福兹小说奖”开奖21届，有9次将桂冠授予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几乎平分秋色；阿联酋2007年设立的年度“阿拉伯小说国际奖”（阿拉伯小说布克奖）开奖12届，有2位女作家摘得桂冠；入围短名单的有12位女作家的16部作品，入围长名单的有19位女作家的23部作品。

叙利亚女作家嘉·萨曼、沙特女作家拉·阿莱姆、阿曼女作家朱·哈尔茜、黎巴嫩女作家胡·巴拉卡特的作品是阿拉伯女性文学由私人叙事转向民族宏大叙事的典范。嘉·萨曼的作品不仅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还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其代表作黎巴嫩内战三部曲《贝鲁特75》（1974）、《贝鲁特梦魇》（1977）、《十亿之夜》（1986）便是黎巴嫩内战前后社会的缩影，深刻剖析了引发内战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因素，再现那些试图躲避内战、逃离贝鲁特的海外黎巴嫩人的生活百态。拉·阿莱姆的《鸽子项圈》则把笔触投向宗教圣城麦加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体现了作家对于祖国前途的忧患。朱·哈尔茜的小说《月亮女》叙述了阿曼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留法多年的胡·巴拉卡特坚持用阿语创作，她的小说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并获得过多项大奖。小说《死信》摘得2019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该小说准确地说是一部后现代主义作品，小说中的五个主人公都是移民，分别给自己的亲人写信，明知无法寄出，仍通过夜信讲述个体遭遇。作者揭示了当今阿拉伯移民群体所遭受的饥饿、疲惫、无家可归、心灵折磨、被追杀、遭逮捕、不得不出卖肉体、背叛、吸毒、杀人、分尸等等痛苦、灾难与罪恶，塑造了阿拉伯移民群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80后”作家已渐渐走入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成为当代阿拉伯文学中具有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开奖12届的“阿拉伯小说国际奖”中，有2位“80后”作家摘得桂冠：一位是2013年得主科威特作家萨·桑欧西，获奖作品是《竹竿》，描写了海湾国家外籍劳工的生存状态，剖析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另一位是2020年得主阿尔及利亚作家阿·瓦·伊萨维，获奖作品是《斯巴达法庭》，小说以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和法国殖民统治初期为背景，描写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和法国双重殖民的斗争。而入围历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短名单的“80后”作品就更多了，包括6位来自不同阿拉伯国家的男女青年作家。新生代的作品看起来有些孤傲、冷峻，但仍透露出纯洁的精神以及对真爱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反映出“80后”群体迷茫、探索、挣扎和成长。他们的文学风格在逐渐走向成熟，昭示着当代阿拉伯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