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遗失的道德之光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收录了诺奖作家索尔·贝娄的书评、随笔、演讲、访谈，几乎容纳了这位二十世纪传奇作家所有关于小说的秘术与情操。接下来我们透过本书收入的文章，一窥索尔·贝娄的内心世界以及二十世纪的小说精神。

1962年，还在写作《赫索格》的索尔·贝娄在《密歇根评论季刊》发表了一篇长评论。在《我们向何处去？小说的未来》这篇文章里，贝娄表达了对文学的忧心。“现在，我们已经见识了旧式自我的无数荣辱成败。我们从内战以来的数部美国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的进步与衰亡，看着他们从兴盛到没落。作为读者，我们仍然为兰伯特·斯特雷塞们、赫斯特伍德们和考珀伍德们，以及盖茨比们所打动、所取悦；但作为作家，却不是这样了。”关于文学，贝娄首先划了一个界限，读者的文学，和作家的文学。读者们仍然喜爱《大使》《嘉莉妹妹》《斯多葛》《了不起的盖茨比》及其角色们，但作家们早已抛弃了这些旨趣，作家们都是品位高端的人，也都是现代主义或者精英文化的附庸，他们已经远离了旧有的超越精神、道德故事、情感生活、财富想象。旧式的崇高，旧式的躲闪，旧式的武器，全都过时了。实际上，在这些方面，读者们仍然和作家们站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大使》《嘉莉妹妹》《斯多葛》《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还被读者喜欢，并不是因为它们足以代表或者象征某种当下的文学，而是因为它们仍然还可以被当做文学来看待。

贝娄所忧心的文学的蹇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文学的跨世纪的演变。拉长来说，19世纪的作家们都相信，思想有着难以逾越的重要性。在美国文学史上，这些作家是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梅尔维尔，他们都很喜欢说教。但在20世纪，作家们纷纷放弃了这个态度，他们效忠于普通人，于是乎，奇怪的组合产生了，人物相当天真，技巧和语言相当深奥。思想，日益被隔绝在艺术世界之外。在美国文学史上，海明威和T·S·艾略特是其中的典型。托尔斯泰对道德主题的坚持，内瓦尔德浪漫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时，取而代之的是福楼拜及其追随者，他们钳制道德的自我发挥，强调一种审美客观性，这种审美客观性主宰了20世纪的文学世界。

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变化，在很多学者眼里，是文学的进步，也是现代主义的拓进，但贝娄不以为然，他寻找的是遗失的道德之光。在随后的文章《作家成为说教家》中，贝娄又进一步解释了，他之憎恨大多数现代主义的原因。“他们只能走同样的路：自由主义的路、自然的路、普罗米修斯式反抗的路、社会主义的路——这个名单几乎无穷无尽。作家会择其一，然后主张自己的真理。因此，他的艺术命运和思想命运差不多是绑定在一起了。它们要么一起胜利，要么一起覆亡。”对于贝娄来说，某些现代主义者们对其所要书写的内容有一个错置，他们不知道要对什么表现出善意以及如何表现善意。贝娄对20世纪文学的想象，在今天虽然已经被遗忘和废弃，但是却别具一格，针砭其症。

与文学之变牵系甚多的还有社会之变，或者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19世纪的艺术家扮演着天才的角色，而读者也将这些天才视作是在世的神明。维克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萧伯纳的威望，如今的读者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他们集科学家、幻想家、宗教人士于一身，又将这些身份发挥到极限。无论如何，这个局面随着市民阶层的变化，社会改革的完成，以及科学的分化与改变，消失不见了，文学的崇高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

贝娄用他特有的狡猾和锐利，讲述了文学的衰落，但他也不以为然，他的文学期待并没有因之落空，相反，他试图透过社会层面的衰落以及文学自以为是的变形，看到与发现文学的真谛。1951年，贝娄做了一个题为《世俗之人，世俗时代》的演讲。贝娄在此传递了他心内关于文学的信念，以及文学何为的关切。贝娄说道，“依我之见，一个小说家的工作仍然是确定重要性的等级，从风格、语言、形式、抽象，还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现实的威胁、干扰中，拯救出人类独特的价值。”

终其一生，贝娄所展现的不过是赫索格的天才一面，他开始时像只天才百灵鸟，结束的时候却成了天才鸵鸟。出版于1964年的《赫索格》，曾经畅销一时，如今成为贝娄的代名词。摩西·赫索格永远也完成不了他的巨著《浪漫主义的根源》，他还被戴了绿帽，他的一生都被喜剧围绕着，盲目，倒霉，瞎忙一气。赫索格像贝娄一样调侃那些上流的写作者们，“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天才的想象是多么迅速地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罐装产品。斯宾格勒的‘普鲁士社会主义’成了罐头泡菜，荒原观念成了老生常谈……”贝娄的批评同样也指向了他自身，他不希望自己重蹈赫索格的覆辙，留下一段屈辱的历史。

他的信念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达到了高潮。贝娄说:“现在居于核心的是什么呢？当前，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决心——在这样的混乱黑暗中，决心坚忍向前，还是堕落毁灭。”文学的核心，其实就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