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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体验与鲁迅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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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9-12 22:09作者:蒋林欣来源:《文艺争鸣》

地理空间是文学发生的重要场域,中国是乡土文明大国,又是大河文明之国,江河是乡土上最富有诗意与灵性的地理空间。近现代以来,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海外留学潮的涌现、社会职业分工多样化等,文化人群体四处流动,与江河发生了更为频繁密切的联系,江河成为独特的现代文学地理空间。一方面,在乡土文明中,江河水滨不仅是很多文学家的栖居之地,孕育、留驻了他们生命成长中的黄金岁月,更是他们在四处离散、寓居现代都市中带着一种失落的乡愁冲动怀想之地,故乡的江河往往会成为文学创作的地理甚至精神的原乡;另一方面,近代开埠以来,江河水路交通更加便利,特别是长江航运贯通东西,远涉外洋,是众多现代文学家求学谋生、游历迁居的重要通道,与古人相比,他们拥有了更加丰富的水路空间体验,因而在他们笔下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江河景观。

相较而言,鲁迅并不热衷山水之游,对山川风物并无多少好感,即使偶有为之,也不喜欢写游记抒发浓烈的情感,他对自然地理似乎比较隔膜。但鲁迅一生的居地及行旅与江河地理紧密相关,水乡绍兴是他的出生、成长及早期工作之地,居留时间长达20年,在求学、谋职、探亲等辗转往来的过程中,江河水路又是他主要的交通路线。作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和经典作家,鲁迅的江河体验是同时代人中的典型代表,江河地理直接影响到其小说、散文、杂文甚至旧体诗的写作。但鲁迅又不像沈从文等作家那样经常讲述河流对自己人格性情、文学创作的影响,在此种关系上显得扑朔迷离。因此,本文主要考察鲁迅的“江河”体验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渗入和表现,借此展现在现代转型时期作家主体的江河地理空间体验与现代文学的关联。

一、鲁迅丰富的“江河”体验

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此地江河纵横,湖泊众多,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早在春秋时期吴越一带就是“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1。随着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这里逐步形成了曹娥江水系、浦阳江水系和三江水系航道,加上浙东运河贯通而过,河道密布,水网交织。鲁迅的童年及少年时代与这里的江河分不开,在河里钓虾捕鱼等都是童年的快乐时光。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江河行船是主要的交通方式,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鲁迅那时常常乘船往来于城乡及各村庄之间,比如跟随母亲到安桥头村外婆家消夏,与小伙伴们到赵庄去看社戏,到东关去看五猖会,到郊外去扫墓,到皇甫庄、小皋埠探亲寄居,等等。鲁迅在离乡之后,也常在回乡的短暂时间里乘船游览名胜和走亲访友,如1900年1月他从南京回绍兴,与章闰水游览风景名胜,到小皋埠拜访舅父;1910年7月他从杭州回绍兴,曾到小皋埠看绍剧,到昌安门看目莲戏;在绍兴任职期间,他常与兄弟友人乘舟同游,曹娥江沥海观潮;1913年6月,他从北京回绍兴,又与三弟周建人、友人伍仲文游兰亭、禹陵,等等。鲁迅的童年、少年及部分青年时光都在绍兴度过,在水乡的江河上行走,故乡的江河及河边田地、村庄都是他后来文学世界的重要地理空间,水路行船经验被他写进了多种文学作品。

除了在水乡绍兴的江河体验之外,鲁迅多次离乡求学、回乡省亲、北上南下、外出讲学,常常往返在水乡、运河、长江、钱塘江等水路空间。笔者查阅《鲁迅日记》《鲁迅年谱》《周作人年谱》《周作人日记》以及众多相关研究资料,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鲁迅那些年从绍兴往杭州、上海、南京、日本、北京及部分城市之间往返的交通路径,其中江河水路贯穿始终。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的往返全程是江河水道。1898年5月,鲁迅离开绍兴赴南京求学,寻求别样的人们。在随后的多次往返中,鲁迅写下了“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别诸弟》)等江边离别诗。由于1896—1902年间的鲁迅日记遗失,关于他当时的交通路线及沿途情况已有文献记载不详,但可以参照1901年9月周作人到南京求学的路程。据《周作人日记》和《知堂回想录》绘声绘色的讲述,可知周作人当时是从姚家埭乘夜航船启程,至杭州西兴镇上渡船,过钱塘江,下驳船,经内河,过坝(德胜坝),至拱宸桥,下日本大东公司的小火轮拖船至上海,乘招商局的江永轮船至南京下关轮船码头,步行至水师学堂。鲁迅与周作人去南京,前后仅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差,其间没有较大的交通变革,这一路线的现代铁路尚未开通,大运河的功能已经式微,多处河段淤塞,走运河经镇江到南京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且《周作人日记》载,1898年5月10日,“下午接上海十五日函说已到申”2,许钦文也说:“渡过钱塘江,到了杭州城里,还得乘驳船到拱宸桥,才得搭小火轮的拖船去上海”3。因此,鲁迅去南京的路线也就是绍兴—杭州—上海—南京的全程水路。

鲁迅从绍兴出发,唯一的路线就是走萧绍水道(即浙东运河西段,又称西兴运河,萧绍公路1926年完工通车,杭甬铁路直到1937年才修通)到杭州西兴,全程约90公里。据统计,“从1898年2月鲁迅首次赴杭到1919年12月举家北上为止,他往返(包括途经)杭绍间如以单程计,一共33次,且均是走水路”4,这一数据比较准确,但实际次数定在此之上。当时西兴是钱塘江南岸各市县到杭州的必经之地,人与货都要在这里摆渡过江,“过钱塘江是一件危险的事,恐怕要比渡黄河更为危险,因为在钱塘江里特别有潮汛,在没有桥也没有轮渡的时候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但是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呢” 5,鲁迅当然是不怕的。过江后坐驳船经内河到杭州拱宸桥,再乘船到上海,坐的是杭申线上的小火轮,日本大东轮船公司的船。1895年杭州开埠之后,沪杭之间的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航运发达,帆墙林立,内河客货运大都改用小火轮船,这为鲁迅等人的求学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家乡混浊的河水把鲁迅送到了上海,然后他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6,鲁迅又从上海坐长江轮船到南京下关。当时长江上的商轮主要有三家:招商局、太古和怡和,被称为“三家船”。对于乘坐长江轮船的体验,鲁迅多次对人讲过,也多次在作品中写过。周建人回忆,鲁迅曾告诉他有一次休假回南京,从上海乘长江轮船,没有钱,只好坐统舱,为了占铺位与流氓动手打起来,“这件事说明,鲁迅从来就富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7。鲁迅对许广平也讲过这些故事,她写到相似的情景,“他一任那些强横者的恐吓,决不肯出钱来买床位……这里他也利用‘韧’的战略,他始终不畏强暴地和恶势力争斗,从做学生起就如此的”8。鲁迅后来在《“推”的余谈》等文章中专门写到这样的片段,可见这些江河行船体验对鲁迅性格形成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2年3月,鲁迅乘日本大贞丸轮船从南京出发,顺着滔滔长江水经上海走出国门,抵日本横滨,开启了他的风云人生。鲁迅4次赴日留学及探亲的往返路程,即绍兴—杭州—上海—日本,全是水路。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任职,此后的回乡探亲及迁居的路程有了明显变化,北上通常是乘船到上海,经海路到天津,再坐京奉列车(1912年1月1日全线通车),南下通常是从北京乘京奉列车到天津,再乘津浦线火车(津浦铁路1912年全线通车)到南京,渡长江,乘沪宁火车到上海,从沪杭车站(1909年沪杭铁路上海南站至杭州闸口全线投入营运)乘沪杭车到杭州南星,渡钱塘江,再坐船到绍兴。在鲁迅的行程中,虽然现代铁路火车逐渐取代江河水路,但他与江河的联系从未中断。当时津浦铁路在北,沪宁铁路在南,二者被长江阻隔,因此鲁迅要渡长江。鲁迅在杭州与绍兴之间往返,必渡钱塘江,他回绍兴就必走萧绍水道。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水路情景和感受,比如1913年6月离京回绍,“四时半顷抵浦口,又大雨,乘小轮舟渡长江,行李衣服尽湿”9,7月离绍北返,“下午乘舟向西兴。以孑身居孤岛中,颇有寂聊之感”9,等等,可见鲁迅当年水上旅途的辛劳与寂寞。

后来,鲁迅离京南下,在厦门、广州、香港等地往返,他在海上航行时常常想到江河航行体验。比如1927年1月鲁迅乘船离厦门经香港抵广州黄埔港,他在海上轮船里写信给李小峰说:“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10又在香港海上的“苏州”船中写信给许广平说:“这回一点没有风浪,平稳如在长江船上。”11由于水上行船经验丰富,小的颠簸、风涛在鲁迅那里都不算什么事。长江体验对于鲁迅非常深刻而亲切,是其他行路经验的重要参照。鲁迅晚年还有诗云“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无题二首》),鲁迅的长江记忆已经有了某种“乡愁”的意味了。当然,除长江之外,鲁迅也有黄河、渭河水路体验。1924年7月,鲁迅等十余人应西北大学之邀前去讲课,对此西北之行,鲁迅日记有较完整的记载。此次西行在黄河、渭河上的路途十分惊险,同行者如王桐龄、孙伏园等都在游记中有生动描写,但鲁迅不喜记游,两个多月后,他在《说胡须》中说:“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12鲁迅在剪胡子时忽而记起长安,记起青年时代从日本回到故乡,船夫以为他是日本人。西北之旅促发了鲁迅对青年时代行船体验的回味,颇有些类似他在北京看戏而想起少年时代看戏的情景。

从故乡到远游,鲁迅毕生的江河体验非常丰富,这不仅让他熟悉水乡及江河上各种各样的船只,熟悉行走在江河上的船夫、纤夫等各色人物,也让他看惯了水上江湖世界,比如他司空见惯的长江轮船上霸占座位的情景,各种码头上的舟人车夫朋比相欺,以及船业之间的江湖规则。江河体验形塑了鲁迅的品格,形成了坚韧不拔、决不妥协的勇敢无畏的气质与风度,促发了他对以江河为代表的自然地理灾难及民生多艰的关注与忧虑,也为他的生命在坚硬的外壳下留存了某些诗意与柔软。江河体验促成了鲁迅丰赡的文学世界的建构,他的很多作品都建构在江河之上,故乡的江河、旅途中的江河,都是他文学中重要的地理空间,他笔下的很多人物、故事、诗意、梦境、理想、批判等都在江河中一一表达。

二、鲁迅对现代河流文学的开创

在鲁迅的文学地理版图上,绍兴无疑是最重要的文化地理空间,鲁迅的文学荡漾在江南水乡里。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发表了鲁迅的《风波》这篇以河流及周边为主要地理空间的小说,同年11月《学艺》第二卷第八号发表张资平的小说《约檀河之水》,因此现代最早的河流小说当是出自鲁迅之笔。并且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很多篇目都是以绍兴水乡为地理空间原型而建构的,如鲁镇、未庄、赵庄、庞庄、平桥村等,其中的《风波》(1920)、《故乡》(1921)、《阿Q正传》(1921)、《社戏》(1922)、《离婚》(1925)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在河流场域中展开,是典型的河流文学文本13,因此鲁迅不仅是现代乡土文学的奠基人,也是现代河流文学的开创者。

一是虚构色彩较浓的小说,如《风波》《阿Q正传》《离婚》《祝福》等。《风波》开篇就以河流为主要场域,细致地描写了临河的土场、鲁镇沿河农家小场院,一幅水村傍晚的田园景象,但表面岁月静好实则暗流涌动,一场由辫子引起的风波即刻来临。河流是流动的乡土空间,连接城、镇、乡,在前现代乡土社会里是消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七斤每日撑着航船往返在城市与鲁镇之间,因此见的世面多,消息灵通,成了村里的“出场人物”,他的辫子也在闹“造反”时撑船进城被剪掉了。他随着航船归来带给村人“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七斤嫂破口大骂七斤,怪他当初偏要撑船“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而落得如此不幸,在她看来撑船进城就是这场灾祸的根源。《阿Q正传》中的“未庄”是个不大的村庄,村外水田环绕。阿Q以帮人做短工,割麦、舂米、撑船等为生。阿Q命运的突变是在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这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船从黑魆魆中荡来,乡下人睡得熟,都没有知道;出去时将近黎明,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14辛亥革命绍兴府宣布光复这天,有传革命党当夜进城,举人老爷坐船逃命到未庄,正是那只大乌篷船带来了未庄的不安与变化,阿Q的命运也彻底改变,被迫走上末路。《祝福》中的祥林嫂总是出现在鲁镇的河边,“我”就是在河边遇见了时隔五年的祥林嫂,被她追问人死了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河边之问”15。在追述的祥林嫂的故事里,“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16,白篷船是祥林嫂命运的转折点,她被劫持而去,先“交了好运”,但好景不长,受尽冷眼与嘲弄,一步步走向毁灭。《离婚》写庄木三和爱姑从木莲桥头坐航船到庞庄去“闹”离婚。航船上和慰老爷家是小说的两个场景,如同戏剧中的舞台空间。鲁迅非常善于写船上的故事和船上人,细致刻画了八三、胖子汪得贵、蟹壳脸的形象,通过谈话展示此时众人的心理活动,与后面在慰老爷家的情节发展形成鲜明对照。小说中三次写到水中船的前进,第一次是八三被说服之后,第二次是激愤而同情爱姑的汪得贵下船之后,第三次是庄木三和爱姑陷入沉思的时候,潺潺的水声与船里人的寂静形成对照,推动着人物心理活动的发展。

二是非虚构倾向明显的作品17,如《故乡》《社戏》《五猖会》《无常》等。《故乡》中“我”的回乡之旅是在深冬冒着严寒乘船归来,在船里感受到那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而“我”的一家也是通过江河水道永别了故乡。“我”的归来与离去,都是依托江河来实现的,这与鲁迅本身走过的路途基本一致。鲁迅多次说到“路”的问题,“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中的直接感受便是来自江河之路,江河体验触发了鲁迅对“路”的思考。《社戏》中的外祖母家所在的平桥村是一个临河近海的偏僻小村庄。从平桥村到赵庄看戏必须坐船,“船”又是情节发展的关键,先因没雇上船而失落绝望,后因八叔所开的村里的大航船回来了,聪明勇敢的双喜“写包票”之后,外祖母和母亲才同意我们去看戏。鲁迅用满是诗意的笔调详细描写了驾船前往赵庄看戏的途中景象,“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18当他们厌倦了总是坐着唱戏的老旦的时候,又踊跃地驾起橹、骂着老旦向松柏林前进,“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8。鲁迅描绘了一幅有声有色、令人悠然神往的水乡夜戏图。正是在河流空间里,一群少年上演了一出人生最美好的戏剧,没有隔膜、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是他后来的生命体验中再也不曾有过的了。假如缺少了那只像一条大白鱼的航船,缺少了那一条潺潺的翻滚着浪花的河水,还会是一场“好戏”吗?这些成就了鲁迅美好的乡愁寄寓以及对故乡记忆的诗意书写。

三是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文本,比如收入《野草》的散文诗《好的故事》。本文写于1925年1月,正是周氏兄弟失和决裂之后,鲁迅的家庭梦、兄弟情已经破碎,此时对已经远离的故乡、对兄弟怡怡的少年时代有着深深的怀恋。其实鲁迅的故园梦已经做了多年,比如《自言自语》(1919)中对水村的夏夜的遥想,《故乡》结尾的海天圆月沙地,《社戏》中的水乡夜戏等。到1925年,当一切都已逝去的时候,鲁迅的家园情结更加深切了,在梦中再一次重拾昔日田园,代替回乡,暂时安顿现实中早已疲倦的灵魂,《好的故事》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伤逝”心理。这个故事,这个梦境,美丽、优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随着这一片云锦展开了一幅宁静、淳朴、明媚的江南田园图景,而这正是传统乡土中国理想中的桃源。在此我们可以见识到鲁迅坚硬性格中的温润柔软,见识到他匕首与投枪之外的艳丽笔墨。鲁迅的梦境与河流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在这个美好的故事中最重要的就是河流与船,有了它们,这片梦的云锦才会流动起来,荡漾起来,交错起来,铺展向无穷的远方。他的梦是以河流开始的,“坐小船经过山阴道”,无疑是他故乡江河体验印记的留存,“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原乡的烙印将永远作为一种底色、一种参照而存在。他的梦是以河流与船的流动而展开,树木、野花、白云、村女、农夫等一切风景和人物都在水中青天里流淌。他的梦又是以河流为终结的,“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19,他立刻去追寻那些碎影,但已无迹可寻,因为“我不在小船里了”。这就是一个氤氲在河流之上的原乡梦。

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有着一定程度的归隐之思。虽然他曾经明确地表达过反对隐逸的思想,写有《隐士》(1935)、《听说梦》(1933)等文章进行批判讽刺那种逃避社会责任而又要保护“招牌”的做法,他对杭州没有多少好感,写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1933),他在《风波》里讽刺过文豪“田家乐”的赏玩心理,等等。但这并不排除鲁迅自身的田园梦想和隐逸情结。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心境也在不断变化,对待“田园”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离散、寓居的现实处境里,“失去精神‘故乡’而导致的孤独,并非魏连殳一人所有,乃是为了追求现代文明而背井离乡结果精神上再也回不到故乡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境”20,鲁迅当然也是一个孤独者。对大地的诗意回望,对生命原乡的追寻,是文学家的一种本能的生命冲动,鲁迅就是在现实的各种挤压之下向故乡、向河流寻找皈依之所。在我们中国文学传统中,“江河”就是一个重要的隐逸空间,鲁迅也不能全然与传统文化心理全然割裂。因此,河流乡土是他永恒的原乡,既是文学的,也是精神的。此外,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江河之水常常作为一种归宿。《范爱农》(1926)中的“在各处飘浮”的孤独者范爱农最后死在菱荡里,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经受各种迫害、穷途末路之时把投河作为解脱之道。《白光》(1922)中的陈士成在精神恍惚中追随月亮的白光直到城外十五里的万流湖里落水而死。这两个故事都有人物原型,在小说中一实一虚,都表达了江河之于人的解脱与救赎意义。

从这些篇章来看,故乡的江河是鲁迅文学的重要地理空间,特别是那些以故乡为地理原型的篇目,均以河流为背景或主要表现空间,正是河流构筑了鲁迅的乡土文学世界,无论是批判中的故乡还是怀念中的故乡,河流的波光无处不在,中国现代河流小说在鲁迅那里得以开创。纵观现代以来的河流文学文本,自新文学始,近百年的河流文学书写在对古代河流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传统的承传、突破与变异的多方融合中形成了自身的特征。而在新文学中,鲁迅因其多年的江河体验,较早地发现并在文学中表现了江河地理空间,作品数量多而且成熟,主题深刻而丰富,奠定了中国现代河流文学的基本范式或者说文学传统。在鲁迅的开拓、影响之下,一大批作家加入乡土文学的创作队伍,涌现了一系列河流小说文本,如废名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以及长篇小说《桥》,王鲁彦的《秋夜》《菊英的出嫁》,蹇先艾的《水葬》等,现代河流文学就这样蓬勃发展起来了,“江河”成为文学家们审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回望乡土中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地理空间。

三、鲁迅对江河灾难的关注与文学介入

晚清民国时期,各种自然灾害频仍,江河水灾特别严重,对水灾的书写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6月赴天津考察新剧,其间观看了新编话剧《江北水灾记》,这出戏就是以当年长江以北大水灾为背景,反映民间疾苦的。鲁迅多次为水灾捐款,《鲁迅日记》多有记载。他常常领到工资就捐款或者政府直接从薪资中扣除,政府强行募捐经常遭到抵制,还引发多次教育部职员的索薪斗争。鲁迅对募捐这种行为非常质疑,他在《非攻》(1934)里写到墨子在归途中“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21,这些无不是对现实的影射。他在《我要骗人》(1936)中明确表达了对募捐的态度。鲁迅当时被一个小学生捉住为水灾募捐,他先说没有零钱,对方就很失望,他感到对不起别人,就带她进电影院买了门票,还付给她一块钱,她非常高兴,称赞鲁迅是好人,他也就觉得轻松了。但鲁迅认为发生水灾就应该“水利局”负责,衙门居然嫌募捐的钱少而拒收,甚至用机关枪扫射难民,募捐的钱会被老爷们贪扣,因此天真的孩子们到处募捐是毫无意义的事,他付的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22鲁迅多次写文章对灾难中政府的表现进行有力的批判。比如针对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灾,写有《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1934),批判国民政府在旱灾严重、人民口渴而争水的时候,还在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1931年夏,因江河堤坝长年失修,长江、淮河流域八省发生严重水灾,鲁迅写了杂文《水灾即“建国”》(1932)进行批判,他对国民政府的空洞口号和实际救灾措施极其反感。

最能集中体现鲁迅对江河灾难的思考与批判精神的当数新编历史小说《理水》(1935)。《理水》是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现代演绎,也是现代灾难文学的一个典型文本,以漫画的形式讽喻现实,刻画了洪水灾难中各色人物的丑态。一群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在灾难中不愁吃喝,他们有的是闲心研究学问,遗传学家认为鲧治水没有成功其子禹治水也不会成功,考据学家鸟头先生干脆说没有禹这个人。从京城来的两位考察灾情的大员,主要是听学者的荒谬汇报,听够了又与学者们游山玩水,最后传见下民代表,搜集各种民间美食,回京后大摆筵席,讲水乡沿途风景,品鉴采集来的精巧民食,甚至准备拿到展览会陈列募捐。灾难就这样变成了一场盛宴,文化学者、考察大员如此漠视民生疾苦,下民又是如此愚昧迎上!鲁迅批判了水灾中这些不作为、乱作为、一味空谈的学者和官员,表达了对现实的愤慨,把希望寄托在禹身上,塑造了勤勉治水、拯救黎民的大禹形象,重塑治水神话。正当水利局的大员们酒足饭饱醉意朦胧之时,禹及随从外出考察水灾归来了,“面貌黑瘦”的禹跨到席上坐下,不管属员的各种客套话,直奔主题劈头就问:“查的怎么样?”大禹很反感属员们的各种谬论,果断宣布以后要用“导”的方法治水,又引起属员的反对与抗议,他们坚持要沿袭老办法“湮”,甚至搬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禹还是顺从民意、依据实情,打定主意,非“导”不可,可见禹做事雷厉风行,有实干精神,果敢决断,真正深入实地调查,不为学者们的谎言谬论所左右,改“湮”为“导”,意志坚定,不怕反对之声,每天劳身焦思,最终治水功成。当然,鲁迅对大禹形象的塑造,与他故乡文化中多传奇有关,“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23,其中大禹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大禹崇拜也是民间信仰,鲁迅曾经多次游禹祠,考禹迹,有《辛亥游录》《会稽禹庙窆石考》等篇,面对年年不断的灾害和现实中国民政府及官员、学者等人的丑陋言行,鲁迅只有借助重塑治水神话来表达他的理想,用文学介入现实苦难。在《理水》中,鲁迅展示的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大背景下的人物,江河无疑是整个故事的大布景。在写到禹回京时,“百姓们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正好像浙水的涛声一样”24,浙水即钱塘江,涨潮时涛声很大,鲁迅在这里又将神话故事与自己的江河体验联系起来,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鲁迅常常会把现实水灾情形自然地写进多篇文章当中,或者作为背景,或者作为类比。例如,《我之节烈观》(1918)批驳不节烈的女子误国论,就说水旱饥荒是愚昧无知、不修水利导致的,与女子无关;《灯下漫笔》(1925)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反思,批判其中的奴性和等级制度观念,兵燹水旱等没有人真正关注;《四库全书珍本》(1933)说到当时官商与学界关于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单是黄河的出轨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25,“黄河的出轨”指的就是1933年8月黄河决口泛滥成灾;等等,不胜枚举。可见鲁迅往往是在潜意识中把水灾引入作品,那么自然而贴切。

此外,鲁迅非常关注水利、江河治理问题。比如,早在1913年3月,鲁迅与部分旅京绍兴同乡聚会时谈及家乡绍兴的麻溪坝事件;鲁迅曾对内山完造说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缘由就是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不是疏浚河床而是加高堤防,河床堆高,堤防也高,大水一来堤防溃决,水就像爆布般流下来,他认为“中国实有把这种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26;鲁迅还对邻居浅野要说过,黄河长江所造成的灾害逐年增加的原因就在于堤坝没有树木,百姓对灾害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等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时常对江河等自然灾害非常忧心,生态忧患意识也是比较强烈的。

鲁迅在长期的江河体验中形成了他对江河的亲近感,特别关注江河问题,对江河灾害的聚焦和书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家的民生意识,积极为底层为弱者呐喊,以无畏的现实批判精神,揭示出灾难中的各种瞒与骗,戳穿其中的谎言,彰显了文学的介入功能和直面现实人生的勇气。在关系到人民生存、民族危亡的灾难面前,文学要介入现实、干预生活,而不是吟风弄月的玩意,这种干预、介入的写作姿态,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以笔墨去战斗的勇士。

四、鲁迅依托“江河”的文化批判与文艺论争

江河体验对鲁迅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一些批判、论争、富有战斗意味的文章中。作为现代精神的启蒙者和现代文学的先锋人物,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积极参与当时的文艺论争,甚至在对方的文化围剿下不得不应战,等等。鲁迅在很多文章中常常借江河说事,引出他要表达的观点。

一是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愚孝”与“男女”问题,彰显现代启蒙主题。在《二十四孝图》(1926)中鲁迅从图画书说到《二十四孝图》,认为像“子路负米”“黄香扇枕”“陆绩怀橘”等还可以做到,“哭竹生笋”很可疑,“卧冰求鲤”就有性命之虞,“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27鲁迅在此批判那些荒谬的封建“愚孝”文化,正是基于来自故乡江河的直观体验,真实有理可信。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后记》(1927)中继续谈到“孝”,讽刺“以正人心而厚风俗”的《百孝图》也冠上了“男女”二字,并以曹娥投江的故事为例来论说,他查看了《百孝图》和《二百卌孝图》,所画的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吴友如的《女二十四孝图》却是两尸背对背一同浮出,《后二十四孝图说》中的曹娥则正在投江。这些画师大约都巧妙地回避着男女问题,而这正是中国“孝”文化、礼仪文化中的荒谬之处。曹娥江是钱塘江的最大支流,是鲁迅故乡绍兴的一条重要水系。正是对故乡这些江河水文化传说烂熟于心,鲁迅才会在行文中信手拈来。

二是借江河见闻批判国民性和进行论战。1933年6月11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推》,批判国人之中上等人的“推”的劣根性。7月24日,达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第三种人的“推”》,认为在鲁迅所说的“洋大人”和“上等”华人之外还有一种人,“他要‘帮闲’‘上等人’来推‘下等人’” 28,并举长江轮船上的情形为例,说坐统舱或买半票,或买不起票的都要被船上的“帮闲”者们来推。7月27日,鲁迅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推”的余谈》,所基于的正是自己过去的长江体验,“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长江轮船的统舱,却还没有这样的‘推’得起劲”29,那时候是需要买船票但不一定要买铺位。鲁迅讲到那些流氓地盘主义者抢占铺位卖钱的情景,这与上文提及的周建人、许广平所记录的情形基本一致。但那时候即使没有铺位,“‘第三种人’是不来‘推’你的”,当然没买票的人肯定要被“推”。鲁迅还讲到了详细的“推”法,或推到最近的码头,或推到货舱运回原来下船的地方。鲁迅认为三十年前的“第三种人”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在目前“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希望自己不要被推到“反动”的码头去。时隔三十年,鲁迅当年求学时期的长江体验依然记忆犹新,在这篇文章中写得十分详细生动。1933年8月,鲁迅发表了《踢》,鲁迅移居上海后对上海码头那些一向盛气凌人的殖民主义者的嘴脸非常熟悉,他在这一篇里主要说当时上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此蛮横,而我们国人又是如此“忍辱负重”,只要“落浦”就一笑了之或者“自行失足落水”,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1934年7月2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鲁迅的《水性》,批判反击周扬、廖沫沙等人的文化围剿,鲁迅从“水性”的比喻展开,借助讲这样的常识来批评周扬、廖沫沙等有着“水性”的人,可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鲁迅基于自己“水村”的体验与对手论战,温和中尤显犀利。

三是以江河作比,表达文艺观点。《二十四孝图》极力批判文学革命以来那些反对白话、妨碍白话的人。鲁迅以宋代传奇小说《开河记》中的蒸食小儿的“麻胡子”作比,“麻胡子”吃小孩究竟还有限,但“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27。在鲁迅看来,妨害白话者流毒之深之广,因而他要寻求一种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从而表达了他坚决支持白话的文艺主张。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发表的《渡河与引路》,是鲁迅与钱玄同关于已经讨论了两年的Esperanto(世界语)问题的一些看法。鲁迅对Esperanto的态度是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他从人类语言发展趋势的角度赞成Esperanto,但不能断定将来通用的是否就是Esperanto,也许会改良,也许会有一种更好的,“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30。鲁迅正是以他长期的交通体验来谈这个问题的,语言的发展正如交通方式的发展变革,能做的只能是当下,这也体现了鲁迅江河文艺观的“中间物”意识。1935年4月20日,上海《芒种》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鲁迅的《从“别字”说开去》,表达对“写别字”的看法。鲁迅并不反对写别字,认为别字是方块字本身的问题,纠正学生的别字是治标不治本,他从中国文字的发展变化源流来批驳了陈友琴的《死字和活字》,认为文字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持现状,“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31鲁迅把文化比作流动的江河,说明文化的改革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过程,它是向前发展的,既不会停滞,也不会全然复古,因此批评别人写别字和提倡手头字都是毫无效果的,除非改革这方块字。这与他对Esperanto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见,江河体验潜移默化地渗透在鲁迅的记忆里,他在写作的时候,即使不是专门的河流题材,也常常从江河入手,或者是文化典故,或者是自身体验,他都随手拿来,很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文学表达中,用贴切的比喻进行条分缕析,让人信服。更可贵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建构的时期,他的文艺观里,常常有一种江河一样的流动感,他以江河思维看文艺,这也给我们重新考察鲁迅甚至现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我们的现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正像那流动不居的江河一样。

结 语

总的来说,鲁迅将水乡及行旅中的江河体验所形成的江河“地理感知”“地理记忆”甚至“地理思维”32融入写作中,成为他文学的一种特色,甚至是一种底色,无论是对故乡江河的书写,还是对江河灾害的关注,还是对江河故事的自觉运用,都体现了江河地理空间在鲁迅文学中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这并非鲁迅个别现象,而是他那一代文学家较为普遍的经验。现代文学家大多是从乡村走向城市,在前现代的中国,他们的原乡住地多江河水系,在行走中大多数也是通过江河来实现离家出走与归来的。特别是以长江水路及延伸海路为中心的交通路线是众多现代文学家求学谋生、游历迁居的重要通道,周作人、王鲁彦、郁达夫等长江流域的文学家,他们的路途与鲁迅相似,即便是处于长江上游巴蜀内陆腹地的郭沫若、李劼人、巴金等,也是沿着长江,出川、出峡、出海,再归来,他们的文学世界呈现出一片水色,浪花翻滚、波光荡漾。鲁迅的江河体验在现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因此考察鲁迅的江河体验与他的文学表达,可以管窥现代文学中的这一典型现象,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地理文化空间视域是很有必要的,在时间维度之外,进入尚且薄弱的地理空间维度。

注释:

1(汉)袁康:《越绝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页。

2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3钦文:《鲁迅在杭州》,收入《鲁迅在杭州》,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9年编印,第2页。

4裘士雄:《鲁迅他们如何走水路离绍的?》,《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8期。

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6林非、刘再复著:《鲁迅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7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8许广平:《鲁迅的生活》,收入《鲁迅在南京》,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1979编印,第16页。

9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第73页。

10鲁迅:《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11鲁迅:《两地书》一一三,《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12鲁迅:《说胡须》,《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13关于“河流文学”的界定,参见蒋林欣:《“河流文学”:一个新的论域》,《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14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538页。

15 郜元宝:《“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读〈祝福〉》,《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期。

16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7在这里主要是指“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非虚构”不等于完全“真实”,参见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

18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页,第595页。

19鲁迅:《好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1页。

20郜元宝:《略说魏连殳的“孤独”》,《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

21 鲁迅:《非攻》,《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9页。

22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页。

23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24鲁迅:《理水》,《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页。

25鲁迅:《四库全书珍本》,《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

26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曹聚仁著《鲁迅年谱》(校注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8页。

27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第258页。

28廖沫沙:《中国杂文•廖沫沙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30页。

29鲁迅:《“推”的余谈》,《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30鲁迅:《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31鲁迅:《从“别字”说开去》,《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

32参见邹建军:《文学地理学关键词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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