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面向高山大地的写作（节选）

如此艰难

写作在如今变得如此艰难，特别是小说家。他不像古代的诗人，只是采撷大自然，吟一吟风花雪月就可以成名。也不可能像他们，很早就能成名；或者用几句诗几十个字，就被历史送上顶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 岁就写出了千古名篇《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另一个唐代诗人白居易，相传16 岁就写出了《古原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魏晋时期的曹植有一首《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之内，二十个字，他就可以什么都不写了，在文学史上永久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首诗当然是他的哥哥曹丕逼出来的，因为不写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现在无论怎么逼，一个诗人仅靠一首诗进入文学史，已经是不可能了。一个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在历史中站住，他要付出比古代文人一百倍一千倍的努力。他除了要不停地书写外，重要的是，要参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在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也汲取营养，还要汲取激情、思想。

你不投身进去，你怎么知道？你不亲临其境，你没有感情投入，没有过关注，没有过那种揪心的忧虑和思索，你依然不能在当今找到自己的位置、扮演的角色。就算你能通过互联网和报纸找到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比如乡村的故事，但你还是很难写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小说来。

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现实：我们一方面在充分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舒适，另一方面却又远离我们的社会，失去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对未来的思考，以及我们所应承担的良知和责任。我们的作品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缺少了鲜活的人物形象，让人思索的空间，变得轻飘，没有重量。我们的文学也就失去了读者，失去了社会的关注，被边缘化。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种轰动效应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十分悲凉的事。其实，你不关注社会，有什么资格要求社会来关注你呢？这是一种双向选择。当然，另一个让我们颇感悲哀的是：正是因为社会的进步，互联网和电子媒体的兴起，将曾独霸传媒几千年的纸版文学无情地挤到了角落，它的传统优势不再，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不会仅仅靠书籍来打发时光，来获得知识和快乐。但我要说，我们遇到的根本问题还不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作家没有与他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丧失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作家写什么、坚持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社会不再需要你，她的人民也不再需要你时，这个作家或者这个行当就被无情地抛弃了。

社会生活的变化，不仅要占领作家们的写作空间，还在强迫更改作家的思维。作家应该携着他的作品，时刻与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每一个过程相伴，这样，他的作品才能在历史中站住。说到底，小说是现实的投影，是政治的回声。

写作修练

写作这个工作是非常疲倦非常孤独的，你不把它当作信仰，你无法持久地坚持。因为信仰需要内心永不衰竭的激情，需要一种冲动和动力，一种精神的支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十分卑下和庸常的环境中，一个人，无论你的心灵有多么高洁、你的灵魂有多么干净，不出几年，你都会被你周遭的环境所消磨掉。没有一种坚忍的耐力，你想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这可能只有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才能做到。许多过去写过一两篇好作品的人，之所以不能坚持到底，就在于他们缺乏那种简单持久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多年以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神也散了，他的整个精神是松弛的，他的身体都是松弛的。他不像那些坚持者，有一种凝聚的力量从身体里透出来，坚持者连眼神跟他们都不同。那些没有坚持的，他已经在庸常的生活中投降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顶世俗的人，他眼中的那种光已经黯淡了。那些能坚持下去的，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做派，都与那些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是跟他的作品不断升华和成长的，他的灵魂的境界也在不断地升华，通过作品对自己艰难地修炼，在不停的写作途中，不停地修正自己，不停地紧逼自己，不停地催促自己，他才能加固和修正心中的那个信仰，在漫长的热爱和表达中，倾吐你的忠贞。

精神狂欢

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角色的确是非常尴尬和落寞的，但对于一个执着于文学的人，文学依然是演绎生命的最好方法。文学是最形象的最绚烂的一种精神表达。文学是寂寞者的一种精神狂欢。时代不管怎么发展，无论科技和传媒如何发达，文学的存在依然是必须的。文学是一种最洁净的、最简单的、最令人沉醉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手工的、个体的、最原始最传统的劳动，它什么也不借助。虽然有了电脑，但许多作家还是手写。它也是人的内心与世界发生关系最短的一种东西，不像其他艺术门类需要大量人、物、器具、声光电、后期制作、先进科技等等，而且它永远是艺术之母，它也是表现人类才华最直接最直观的标尺。因此，文学也是最考验人的。

诗人的本色

黑塞说：“只有诗人才是诗人，而不可能学着当诗人。”这里说的是：诗人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本质，他的身心都是诗的。一个不是诗人的人，想在其他，如模仿和技巧上的学习而成为诗人，或者靠才华弥补缺陷，那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诗人，是一种伪诗人，他们的作品可能只是形式上的诗歌而已，是伪诗，是诗的赝品。

诗歌（和任何艺术）恰恰是站立和紧守的结果。多面善变，跟风逐浪，文学从来不垂青这种人，在漫长的热爱和坚守中，表达他的写作立场、艺术倾向和生命哲学的人，定会大有斩获。可以这么说，诗歌的本色就是，诗人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中，让自己和诗闪光。

唯一的世界

文学只有一个世界，对于写作者，它就是唯一的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

还有一个现实世界。一旦写作，面对一个题材，就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这个社会就与我有关了，甚至是火药味十足的敌对关系，是一种对峙关系。从开始构思、动笔，会把一个人变得实在、有用、有意义。我开始审判、评判，开始思考这个社会。虽然写作是一种带有虚构性的幻想、一种超验、一种梦游。一旦写作，人会活在尖锐的痛感之中，就像一个人走夜路，精神高度集中紧张且敏感，正视现实的一切，突然找到了爱和恨。排除掉任何技艺磨炼所造成的痛苦和折磨，这个人会觉得生活有了方向，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是一段一段的。

用写作面对世界，一个人要不断地写作才能获得自己，才能肯定自己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生命的每一分钟的感觉都是要把自己从惶恐迷茫的深渊里拽出来，让他回到现实。这样，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只有写作是最好的方式。最后，写作成为一种生活、一种常态。

智利诗人聂鲁达说：写作就像呼吸，不呼吸我活不成，同样，不写作我就活不下去。马尔克斯说写作是莫大的享受。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说：写作是一种工作。他认为写作与激情和灵感无关，就是一种平常的工作，跟上班下班一样。他还有一个观点：写作就是做椅子，每个人都想把这把椅子做好。这跟王安忆说的写作就是像做木工一样。我其实在很早就说过，写作就是做木匠活。生活也好，工作也罢，木工也好，木匠也罢，就是让你清晰地展示你的存在，然后可能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善待和尊重。

写作是一个人内心的选择。当我不写作的时候，不仅我无法面对现实，我面对的世界也是灰暗无趣的。写作让我们自己为自己布置的、创造的、构建的那个世界，充满了鸟语花香，五光十色，充满了有意义的事情，一些能留下足迹的事物，一些能细细回溯的时光，一些想探索的历史，置身另一时空与古人对话，与不朽的意境和永生的人物对话。因为写作是千古流传的东西，唯一不被时光摧毁和打败的世界。

完美的叙述形成完美的世界。作家陶醉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以绝对的安全感和自恋保证身心愉悦，让心灵有了一个私密的花园。所以美国作家霍夫曼说：“即使我的眼睛阖上，即使我只是身处一个阴暗的房间，为了寻找美好和方向，为了了解爱的可能、永久与真实，为了看见萱草和泳池、忠诚与奉献，我写作。我写作，因为这就是存在核心的真我。”只有在这里，你才是真实的，真实的自我。霍夫曼是后来发现自己患了癌症，她更加拼命地写作，相信写作有治疗作用，用写作克服患绝症的恐惧感，后来她成为畅销书作家。

写作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失去它就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机会，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不花气力的写作不具有阅读乐趣和存在价值，它不能提供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回馈给读者，比如在语言使用上的经验，在结构、故事上的经验，以及生活本身所呈现的面貌。找到写作的内在自由就是要找到某种叙述的规律。所谓灵感，就是发现某种文字出现的内在规律，试图让语言飞起来，让文字驱遣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让自我消失，化为大野中的光和雾。

写作是写作者唯一的世界，是因为，在你写作的时候，在虚拟的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世界对于我，有着惊人的可操控性，这个世界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可以扩展我身体所达不到的疆域，还可以为自己找到最舒适的位置。写作带给我们自我放逐和鞭策的快乐，让记忆把我们内心久已封冻的温情调动起来，从而串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需要的、美好的、充满了人道情怀和伦理高度的世界。写作是让你深刻地领受生命和精神的缺憾，而不是尽情挥霍生命的圆满。从这一点来说，写作对于我们认识人类自己、认识我们生活的缺陷，开拓了更加幽深更加迷人的通道。

痛苦的职业

写作是一种累人的、枯燥抽象的、令人泄气且大多是毫无回报的工作。

在许多作家那儿，写作是一种痛苦的职业，如果你想干得好一点儿的话。美国一个作家叫莫斯利的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写作就是收集烟雾。”写作是在迷茫和混沌中，在虚拟的冰凉世界中捕捉真实生活和人间暖气的一场黑夜马拉松。写作总是被突然降临的灰暗时刻所搅翻。一个写作者一辈子只能碰到100 次圆满的结果，却会碰到一万次失望和绝望。在抽象的语言文字里孤苦伶仃地游荡，要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激情，恰到好处的倾诉欲望。一个小小的振奋会把写作的喜悦无限放大。有的作家只能靠虚构的成功来安慰自己。40 多年前索尔·贝娄就沮丧地说过：“无怪乎我们社会上真正有权有势的人，不管是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对作家和诗人都嗤之以鼻，原因在于他们从现代文学中看不到有人在思索任何重要问题。”不喜欢的原因很复杂，不止贝娄说的这一条，但不喜欢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这个世界是轻佻无聊、情趣低下、哗众取宠、娱乐至上等流行文化占了上风的世界。这种情形在90 年前《尤利西斯》诞生之初就如此。美国作家杜罗曾经披露过，他当时是因为看到了英国诗人艾略特对乔伊斯这部小说的极端赞美才开始阅读这部小说并开始写作的。因为这部书不仅在英国，已在全世界炒得火热。艾略特说这部书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表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杜罗艰难地读完后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因为他是当地图书馆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很长时间，也是唯一的读者。也就是说，没有人阅读这部“伟大的书”。杜罗质问：这部书究竟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让读者厌烦甚至不屑一顾？后来他写作了，明白就算《安娜·卡列尼娜》也会让人厌烦。但是一个作家用他的作品改变了文化的历史——他的作品成为事实，加入这一以文字千古流传的伟大传统中，虽然在自己生活的时代遭受到冷遇，也不能改变这个无聊的混乱世界，但他改变了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文化现存的格局。

自我疗伤

作家要在一种极不确定的虚拟构思中开始一部作品的创造，想得无比美妙，跌得无比悲惨。事与愿违是大多数作家的结局。一部作品的完成充满了精神的颠簸和折磨，有时候是咬牙切齿地完成一部作品。写作就是在自残的过程中自我疗伤。既自残，也自疗，让其慢慢愈合。让自己痛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

情绪

我写作时内心是很平静的。如果焦虑你肯定不能全神贯注地、精雕细镂地写小说。写小说是必须屏息静气的。有点忧虑，似乎可以这么说。我的作品的沉重不是故意的，同样是因为生活本身的实感，我经历的一切，现实中那些惨不忍睹的事情，比我作品中的故事更为沉重。许多人的生存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同贫穷与苦难抗争，依然是中国农民一个漫长的令人沮丧的过程。城市化的进程、城乡的不平等导致的乡村不可挽回的衰败，让人伤感。我有时候真的不愿到乡下去，除了自然风景，乡村剩下的是凭吊。真的很伤心。这种情绪左右着我。寻求出路对我的写作不是主要的，我的小说不想成为这种无意义的探索，我只想表达我的情绪，因而我的小说弥漫的是一种情绪。

幸福感

文学写作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写作者往往在绝处逢生，找到新的风景。他时常被绝望与希望笼罩，也时常被惊喜跟随。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遽然而至的幸福，这种幸福将通过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思索获得，靠他的控制力获得，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写作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职业。正因为是一个人的事情，自恋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写作是充满善意和同情的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一个写作者只有通过善意与同情进入他的写作世界，他获得的世界也就越大越宽阔，获得的愉悦和幸福也就越多。仇恨只是它的外壳，在骨子里，作家只有同情和理解他人，他的作品才有意义。

幸福感的获得并不仅仅是通过物质的享受，精神需要的空间更为广大，获得幸福的来源多种多样。有一些是直接幸福感的冲击，但确切地说，身体的幸福只能叫快感，是形而下的。比如性，比如美食，比如吸毒等等。这种快感来得很快，消失得也迅速。但写作的幸福感是持久的、长年不断的。我常常给人讲我写作获得的幸福感，许多读过我作品的人相信，因为他们在我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我的纵身沉醉，那些语言的出现，一定是自己非常得意的。我在另外的场合说到写作是一种“精神狂欢”，这是真实不虚的。有人的写作没有得到幸福感，那是他还没有进入创造的深处，还没有专心致志，还在写作的外围游移，还没有开窍，还没有找到写作成功的钥匙。怎么样将写作变成一种驾驭和征服，还要找到一种英雄主义的胆识，与天地同气相求的胸襟。

写作有无数的技巧需要攻破，每一个小小的进步，每一个技巧的突破，总是伴随着无边的喜悦和幸福，经年累月地将自己控制在某一种创造的氛围中，这本身就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同时，他又在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这个世界上最高雅有趣的一种精神活动，是充满了真正生命意义的工作。我倒是不理解那些商人赚那么多钱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些当官的抓那么多权干什么？我不相信一个商人一个官员，会比这些写作者更幸福。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说：“仅仅依靠语言与上帝抗衡，甚至要胜过上帝，这便是作家。”你看，作家的幸福指数竟在上帝之上。作家的确胜过上帝，他的创造无所不能。美国作家布考斯基说：“写作是最终的精神病医生，是所有上帝中最慈善的上帝。”写作者用作品最终鉴定人类现存的精神状况，充满仁慈善良的创造，他的确是一个慈善的造物主，在解脱人们精神的苦难和救赎世界信仰的迷失上，在消弭仇恨、安抚人心上，在拯救灵魂和召唤仁爱上，它具有绝对的神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文字冒险

写作就像漂流一样，就是文字和艺术的冒险。在艺术上循规蹈矩，不敢逾越，无法惊艳世人；文字上平庸无趣的，得不到喝彩。文字的冒险跟如今人们在商业上的冒险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本质上来说，文字的冒险更适合人类对未知精神世界的探幽洞微。文字充满着奇妙的组合和表达的技巧，一个好句子一个好情节的出现如闪电划过夜空，可遇不可求。一个驾驭新的语言风格出现在文坛的作家，往往会给文坛带来一片惊呼和光芒。在古代，一个诗人的一首好诗会一夜之间通过手抄传遍全城。这种风光，李白、杜甫、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柳永都经历过。只是如今信息的爆炸和技术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对文字的新奇不再敏感，连批评家们也不是注意一个作家出现的语言价值，而放在其他作家们共有的东西，比如作品的社会意义之类的分析上。文字是直接关联作家情怀和趣味的。一个好的作家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是很在意他的作品究竟有多少了不起的意义——一种批评界界定的“意义”，而是他自己在文字的冒险上走了多远，他有没有一两句成为经典，打动过读他作品的人没有？如果打动，语言自然有意义和分量。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为李白抱不平，但我尽情尽性放歌，恣纵不羁，心存高远，管它谁来赏惜，我不是为别人活着的，幸福是自己的事。

语言文字或者言说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引导、引诱着作家，一个人做人的深度就是他文字的深度。一个浅薄之人，他的文字亦浅薄；一个内心苍白的人，他的文字必苍白；一个深沉的人，他的文字比海还深；一个宽厚的人，他的文字像天空一样宽阔，像大山一样厚重。一个狡诈的人，他的文字毫无真诚可言；一个阴险的人，他的文字冒着地狱彻骨森冷的凉气。

……

（全文未完，完整版刊于《青年作家》2021年第8期）

【陈应松：原籍江西余干县，1956 年生于湖北公安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陈应松作品精选》《巨兽》《暗杀者的后代》《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星空下的火车》, 随笔集《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等30 余部。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