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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与隔阂——2020年美国与加拿大文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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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9-04 22:46作者:赵 婧来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内容提要 2020年是艰辛的一年,非裔美国文学抛却“后种族时代”泡沫,以现代视角回溯历史,关注个人与族群的精神世界,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观照;移民文学穿越空间与时间的维度,陈述物理与精神的隔阂,实现了艺术手法的多种创新;灾难文学构想灾难的源头与形式,展现不同群体面对灾难的迥异表现,引起关注;摹写亲密关系的作品则探讨人的复杂身份属性与被社会定义的角色担当。与“文化熔炉”美国相比,加拿大文坛则相对平静,种族、移民、身份、家庭等话题依旧是写作热点。

关键词 美加年度文学研究 族裔文学 移民文学 灾难文学

一、与现实互动的美国文学

新冠疫情、种族冲突、民主危机、全球化进程倒退……2020年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的美国文学担承起现实的重任,危机倦怠与抚慰疗愈相互织就,在追溯困境、寻找出路中展现语言的力量。

(一)非裔文学的使命书写

(《尼克男孩》与科尔森·怀特黑德,图片源自Yandex)

自发端起,非裔美国文学的题材、旨归就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通过早期奴隶叙事、哈莱姆文艺复兴、黑人艺术运动,非裔文学探索了其应有的社会角色、功能、艺术性等问题,在严肃的政治性诉求与艺术性的自由书写间游移。21世纪黑人民权运动以来,黑人文学逐渐走向多元化,“黑人性”标签淡化,“后种族时代”似乎已经来临。然而,在特朗普治下,种族问题再次突出,愈加严峻的种族形势令非裔文学打破“后种族时代”的幻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观照。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更是将矛盾推向高潮,让美国思想界掀起了关于“政治正确”的论争。新的社会语境下,非裔美国作家以现代视野重新发现历史、书写历史,不再采用先辈作家的种族集体叙事、政治叙事、主观情感叙事等形式,而是以个人日常生活叙事为主,注重对个人心理、族群精神世界的描述。新生代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尼克男孩》(The Nickel Boys)回到吉姆·克劳时期,讲述一所少年教养院里发生的虐待案,尤其是黑人少年受到的残酷待遇,透过两位少年的内心世界诘问现实。《尼克男孩》源于真实案件,原型是佛罗里达州北部的少年管教所亚瑟·G.多尔茨男校(Arthur G. Dozier School for Boys)。多茨尔男校成立于1900年,一度是美国最大的管教学校,收管被抛弃的和行为乖张的少年儿童。学校自成立来,多次曝出虐待丑闻,但直至2009年政府才启动全面调查,由此,持续一百多年的虐童案才被真正翻开。沉重的历史围绕两位黑人少年埃尔伍德和特纳展开,叙写这对好友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与人生信仰,其中一位面对黑暗现实却始终抱有希望,另一位则愤世嫉俗,怀疑一切。怀特黑德回到历史的种族主义现场,探寻其在当代的延续,于他而言,书写历史就是书写当下。他的笔触平实而克制,不为渲染历史伤痛,更在意于探讨历史如何被隐没、扭曲,以启发当下困境。怀特黑德说:“埃尔伍德和特纳代表了我个性中两个不同的部分,埃尔伍德是乐观的、充满希望的那部分,认为只要我们足够努力,世界终将更好。特纳则是我的另一面,这个国家以种族灭绝、谋杀和奴隶制为基石建立,永远都不会好起来了。这也是人们普遍面临的困境:当现实令人沮丧如何保持希望?……”。《地下铁道》后,怀特黑德原不打算再写这种主题沉重的书,然而多茨尔男校事件以及特朗普上任后对少数族裔的种种政策,令他“认为自己有必要思考我们在这个国家中到底处在何种位置”。《尼克男孩》赢得文坛认可,斩获2020年普利策小说奖,也让怀特黑德成为迄今唯一一位连获普利策奖的小说家。

畅销书《母亲们》的作者本里特·本尼特(Brit Bennett)再出佳作《消失的另一半》(The Vanishing Half),入选《纽约时报》2020年十大好书,探索了历史遗留的“种族冒充”(racial passing)现象。“种族冒充”是美国黑人文学传统的母题之一,也是美国社会的独特现象,历史上许多浅肤色黑人通过冒充白人来获得更好的生存机遇,为此冒充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不只是身份许可的转换,更要在精神上背弃原有的生长纽带。小说讲述一对浅肤色非裔双胞胎姐妹不同的人生选择与后果,她们的人生选择究竟有无对错,作者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将问题抛给了读者。

《真实生活》(Real Life)是美国作家布莱登·泰勒(Brandon Tyler)的处女作,入围2020年布克奖决选名单。小说围绕一位黑人酷儿的成长,揭开当下社会存在的隐性歧视,探索人在孤独和欲望夹缝间的挣扎。主人公华莱士是生物化学专业博士生、黑人酷儿,他体形肥胖,敏感内向,童年曾遭亲人性侵,出于自我保护故意疏离身边的同学。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精准呈现了华莱士独处时内心的缠结,以及隐性的种族歧视、性取向偏见、童年创伤给他带来的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孤独。这些隐性的歧视通常为受害者带来持续性创伤。在一段欲与导师倾诉的心理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晰感觉到主人公明明每个毛孔都在申诉抗议、结果却无一言可发的闷屈困顿:“一方深坑在他身下展开。他可以说说丹纳对自己讲过的话。告发她有种族偏见且仇视同性恋。他可以说说入学以来经历的一切……有千百万件事可说,然而他知道没一件能引起重视。对她、对周围所有人来说这些都无足轻重,没人关心他的感受,除非他的情绪影响到了他们。”保罗·门德斯评论这部作品道:“这是一部校园小说,然而但凡熟悉19世纪奴隶叙事的人都能听到后院里叮当作响的铁链声。泰勒简洁、细致、敏锐地审视了当下美国的种族关系。”

短篇小说集《教堂女士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ves of Church Ladies)将目光投向黑人女性,讲述黑人女性的欲望与信仰,九个短篇涉及黑人女性情感关系中的背叛、随意性行为和同性恋等话题。《教堂女士的秘密生活》是作者笛莎·菲利扬(Deesha Philyaw)的处女作,入围2020年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菲利扬幼时就开始参加教堂活动,小说集里的女性形象出自她长期以来对教堂女性的观察,她们通常装扮保守,讲话谨慎,虔诚信仰上帝。然而,人总是复杂的个体,束缚之下迸发的欲望往往更加惊心动魄,在欲望与信仰的拉扯间,有的人矛盾沮丧,也有的人在信仰中找到慰藉与指引。

(二)移民文学的艺术创新

美国移民文学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反观移民离散生活,寻找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符码,同时又展露出开阔的世界性眼光。2020年美国的移民文学以新颖的艺术手法,参与社会讨论,丰富了文学的艺术形态。

(《唐人街内部》与游朝凯,图片源自Yandex)

《唐人街内部》(Interior Chinatown)以其深入的思考和精巧的结构成为本年移民文学不可忽视之作,获得国家图书奖。作者游朝凯(Charles Yu)祖籍中国台湾,在美国出生、长大。做过律师、是HBO《西部世界》等热门美剧的编剧,目前专职创作。除《唐人街内部》外,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如何在科幻小说的宇宙中安全生存》(How to Live Safely in a Science Fictional Universe)、短篇小说集《三等超级英雄》(Third Class Superhero)、《对不起,请,谢谢你》(Sorry Please Thank You)等。

《唐人街内部》透过主人公吴威利在演艺圈打拼的历程,指出亚裔移民在美国的失语状态以及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包括外貌上的、精神上的。“在黑人和白人的世界里,初入拍摄行业,大家(指亚裔演员)都从‘亚洲人’做起。谁跟谁都没什么差别。除非你是位女士,那你的起点就能变成‘漂亮的亚洲女人’。这就是我们。两个词:亚洲家伙。[……]这两个词界定了你,压扁你、圈禁你,将你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游朝凯还观察到了促成这种困境的内部源头,群聚唐人街的亚裔因语言文化原因往往不愿走出舒适圈,少与外界交流,这种状况更强化了亚裔的弱势地位,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亚裔的身份困境,游朝凯在小说中秉持的是极为严肃的态度。小说多个章节伊始引用了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者如欧文·高夫曼、菲利普·蔡等关于种族问题的观点,第六幕“亚洲人口失踪案”更是不惜笔墨醒目地列出了美国19世纪以来不断更迭的移民政策。游朝凯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坦言:“写这本书,以及将它以这样的笔法呈现出来的动机是,我想捕捉那种无法成为戏剧中心的感觉……想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正处在这样的人生阶段:从事电视行业多年,年岁渐长……父母皆已年迈,移民美国多年……孩子也渐渐长大,到了能够提出‘我们真的是美国人吗’这类问题的年纪。成为美国人到底有什么评判标准?”

在叙事手法上,得益于编剧经历,作家别出心裁地采用剧本形式,将主人公出演的剧本与主人公由剧本衍生出来的第二人称的意识独白相互嵌套,以七幕剧本为架构,结合主角的演艺生涯,一层层推进完成述写。作家以娴熟的技巧将剧本内容与主人公心中的自白铺展开来,过渡自然,完全没有跳脱之感。如第四幕剧本里,就在吴威利的演员之路要取得成功时,他被安排“死”掉了。遇到这种情况,必须45天后才能接戏,因为“至少需要这么长时间,大家才能忘记你那张脸。虽然你们亚洲人几乎都长一个样”。这样的答案引出了吴威利的内心独白,45天没戏拍,对以此糊口的亚裔演员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可导演才不会在乎你家里生病的宝宝、挨饿的孩子、没钱买药吃的老母亲……只要你死了,就什么也不是。接着吴威利心思一转:有些人却不认为这是个顶要命的遭遇。只要你的妈妈“死”了,她就能做回你的妈妈了:接你放学、陪你看电视、听她练习口语准备下一个角色……不知不觉间,作家将吴威利成长环境的细小关卡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二人称的视角仿佛是作者开设的另一现场舞台,让讲述者直面读者,体验感强烈。这样的架构,模糊了剧本和现实的边界,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挑战。

探索移民问题的《故乡挽歌》(Homeland Elegies)同样采取了别具一格的叙事形式,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部小说讲述巴基斯坦移民家庭与故土难以割舍的纽带,以及“9·11事件”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作家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主人公,二者同名——阿亚得·阿赫塔(Ayad Akhtar),这是阿赫塔有意为之,以促成错觉,混淆读者对现实与虚构的判断。作家的巧思显然起了效果,读书网站Goodreads上,阅读本书的读者讨论最多的就是:这究竟是回忆录(或者社会学、政治学著作)还是小说?阿赫塔说:“我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表达难以区分现实与虚构的困惑,这种困惑越来越成为我们现实生活或非现实生活的特质。”阿赫塔以独到的角度,刻画出这个国家里深陷债务危机的民众、被资本剥夺的梦想、表演型人格的总统、惶惶不可终日的移民生活以及“9·11事件”给这个国家乃至世界带来的持续性灾难。

(《山里有多少黄金》与帕姆·张,图片源自Yandex)

此外,帕姆·张(C. Pam Zhang)的《山里有多少黄金》(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关注美国文学中罕见的群体——西部淘金的华人,讲述一对失去父母的贫困姐弟在西部荒地挣扎求存的故事,填补了西部文学领域里华人叙事的空白。珍妮·康明斯(Jeanine Cummins)的《美国尘土》(American Dirt)写一对母子离开墨西哥非法迁往美国经历的诸多磨难。1998年出生的作家张欣明(K-Ming Chang)的《动物寓言》(Bestiary)则为移民文学带来奇异色彩,小说围绕从中国台湾移民至美国阿肯色州的三代女性(女儿、母亲、祖母)展开:自从听妈妈讲了虎姑婆的故事后,女儿长出一条老虎尾巴,拥有了令她无法理解也不知如何使用的超能力。这部小说探索了外乡人、原住民、母亲、女儿等诸多身份的意味,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三)灾难书写与现实的共鸣

灾难文学通过创设不同的灾难图景,将人物置于极端情境下,不论背景虚构与否,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意义。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灾难文学受到关注,产生了与现实的同频共鸣。

《孩子们的圣经》(A Children's Bible)是一部气候小说,展现面对气候灾难时一群孩子的表现。这是莉迪亚·米莱特(Lydia Millet)的第13部小说,她的作品关注现实、笔法灵活、富含黑色幽默,曾入围普利策奖短名单。《孩子们的圣经》获2020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入选《纽约时报》2020年十大好书。小说里,12个孩子随父母去别墅度暑假,然而父母们成天纵情酒乐、生活无度,一场暴烈的飓风来临,大人们依旧无视现实,孩子们则开始了逃亡之旅。作家将他们遇到的灾难与《圣经》中的场景相呼应,如诺亚方舟、从洪水中救出的动物、马厩中出生的婴儿等,处处充满了讽喻。不过作家并未过度渲染这些意象,也没有将其写成一部脱离现实的神奇小说。在孩子们眼中,《圣经》是一本在废弃房间里找到的古书,一封来自远古世界的信函,但书里的奥义可一一解码与现实呼应,上帝对应自然,耶稣对应科学……孩子们在《圣经》中找到了当下性的意义。

黛安娜·库克(Diane Cook)的首部长篇小说《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将故事起点设定于未来被雾霾污染吞噬的大都市,贝亚为了挽救女儿艾格尼丝的生命,与其他18位志愿者组成族群(Community),前往人类未曾踏足、未被污染的荒野之地,族群只能依靠狩猎、采集生存,人们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存规则,同时也开始了权利、资源的争夺。这项试验意图检验人类是否能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生存,当灾难来临,当个人主义侵蚀集体利益,我们该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是一部探索自然、社会、人性、母女关系的小说,极端环境下母亲与女儿对自我、归属感、社会和他人认知的分歧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感裂痕与修补裂痕的努力,是这部小说最为动人之处。

《孩子们的圣经》和《新荒野》都描绘了灾难面前,成人的缺位、孩童的勇敢,似乎有意展现社会旧有秩序和新秩序的差异,讽喻人类对环境已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须以新视角探讨新出路。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寂静》(The Silence)则想象了2022年的全球断电灾难,反思人类对科技的深度依赖。克里斯托弗·贝亚(Christopher Beha)的《自毁行为指南》(The Index of Self-Destructive Acts)从不确定的灾难预言写起,描述预言阴影下,与主人公萨姆命运交织的道尔一家的人生选择。世界末日也许不会到来,而世间众生却在作茧自缚,走向自己亲手打造的末日。鲁曼·阿拉姆(Rumaan Alam)的《抛下这个世界》(Leave the World Behind)是一部没有灾难的灾难小说,着力呈现当人类处于信息孤岛隔绝状态时的各种反应,以及恐慌之下的亲密关系、种族偏见。疫情期间,人们有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这一年,探讨家庭关系的书籍也格外引人注目。《母亲,女儿,寡妇》(Mother Daughter Widow Wife)讲记忆与女性身份构建。《烧焦的糖》(Burnt Sugar)考察当下社会强加于“母亲”这一身份的复杂框定与期待。《荷兰庄园》(The Dutch House)述写动人的手足之情与复杂的家庭关系……

2020年美国文坛发生了几桩重要的文学事件。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诗人露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令美国文坛多有意外。一是距离上次美国作家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仅过去三年;二是格吕克较赔率榜上排名靠前的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而言,相对冷门,处在许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之外。另一个事件与种族问题有关,2020年5月,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身亡,引起轩然大波。“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再次大规模兴起,抗议运动逐渐演变为暴乱,波及美国全境乃至其他涉种族问题的西方国家。该事件同样引发了文化界的争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约翰·班维尔、马丁·艾米斯、J.K.罗琳等一百五十多位作家、学者、新闻从业人员联名签署《哈珀斯杂志》公开信,呼吁在社会运动中要保持宽容自由的社会氛围,杜绝极端主义的“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确”,掀起了自由中间派、激进派、保守派的激烈辩论。极端主义思潮同样蔓延到文学领域,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因间或表露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倾向被禁,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哈珀·李《杀死一只知更鸟》等众多经典作品均在列,据美国图书馆协会报告,仅在2020年,273本书籍受到质疑甚至下架。这一年与美国文坛相关的第三件大事是企鹅兰登书屋宣布收购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在美国图书市场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据估测,收购完成后这家公司将占去美国图书市场30%的份额。收购行为引起多方担忧,美国作家协会公开提出反对,认为此举将导致作家书稿竞价方减少,版权预付金势必降低;小型出版社也将受到冲击,新作家亮相越来越难。独立书店表示这次收购将降低他们与出版机构合作谈判的砝码,不过,这同时意味着出版社将拥有与销售商更强的议价能力,保证书价不被过分压低。受疫情冲击,美国大多数行业都停滞萎缩,图书市场却十分可观。据《出版人周刊》统计,这一年纸质书销量上升8.2%,为2010年以来最大增幅,其中青少年非虚构类书籍增长最多,而非虚构类作品中,弗洛伊德事件促使有关种族与社会公平的图书销量增加了4.8%。

二、延续传统的加拿大文学

相较美国文学热切的现实观照,加拿大文学相对平静,族裔文学依旧繁盛,种族、移民、婚姻、亲情等议题依旧是作家们写作的主要方向。

2020年加拿大吉勒文学奖颁给了诗人、短篇小说作家苏万坎·塔玛翁撒(Souvankham Thammavongsa)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怎么念Knife》(How to Pronounce Knife)。塔玛翁撒出生于泰国廊开的老挝难民营,一岁时和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她的短篇小说《弹弓》(“Slingshot”)曾获2019年欧·亨利奖。《怎么念Knife》由14个短篇组成,主人公都是移民,叙事落在家庭与工作两个主要空间,描写因种族、阶层、性别而生发出的权利不对等、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错位,其中一些细节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长于写诗的塔玛翁撒为小说赋予了诗一样的语言,小说细节中常常流露微妙的心绪:演唱会后打算牵妻子的手却落了个空的丈夫,躲在暗处偷看女儿的母亲……塔玛翁撒重视语言的力量,常借语言的隔阂来呈现移民生活的疏离之感:“我”因念错了knife的发音而受到同学嘲笑;长篇大论讲脏话却因发音不标准而显滑稽的老挝小孩;跟着肥皂剧学英语、最终脱离不幸家庭的主妇……语言只是符号,但在移民语境中,却意味着难以跨过的横沟以及融入新世界的有力武器。

杰西卡·J.李(Jessica J. Lee)的《双木成林》(Two Trees Make a Forest)则是一场故乡追溯之旅。一封来自祖父的信启发作家前往遥远的故乡中国台湾,追寻家族的痕迹,作者畅游在高山海岸间,记录从未见到过的动植物与风土人情,并在此间呈现历史与自然如何塑造家庭与个人。作家本身是一位环境历史学者,她将学者的精准与诗人的敏锐感性相结合,以动人的语言讲述故乡的自然风光和历史过往,令作品成为一部跨越历史、旅行、自然、回忆等体裁门类的佳作。巴基斯坦裔作家、摄影师萨姆拉·哈比卜(Samra Habib)的回忆录《我们一直在这里》(We Have Always Been Here)集合了穆斯林、酷儿、女权、移民等多种元素。尼日利亚裔作家弗朗西斯卡·艾克沃亚斯(Francesca Ekwuyasi)的处女作小说《黄油蜂蜜猪面包》(Butter Honey Pig Bread)依托非洲文学富有神秘色彩的意象“阿比库”,讲述尼日利亚母亲与她的双胞胎女儿在传统思想与亲情之间的挣扎。凯·凯洛(Kaie Kellough)的短篇小说集《十字路口的多米诺骨牌》(Dominoes at the Crossroads)聚焦加拿大的加勒比黑人族群,探讨种族、阶层、成长问题,将个人和族群经验与现实紧密结合,牢牢抓住了人们在现实中常体验到的陌生感。

本土文学中最耀眼的要数吉尔·亚当森(Gil Adamson)的《山村乡巴佬》(Ridgerunner)。2007年亚当森凭借《外乡人》(The Outlander)获加拿大图书小说首作奖,作为《外乡人》续集的《山村乡巴佬》在众人期待中上市,甫一出版便拿下作家信托奖、入围吉勒奖短名单。故事传承西部文学传统,背景设置于1917年加拿大落基山脉之间,尘土飞扬的西部历险故事通常令人血脉偾张,但亚当森的西部世界多了些冷峻与庄严,父子二人欢闹的历险旅程,又为其增添了幽默与温情。亚当森搜集老照片、阅读军人日记档案,历时十年完成这部小说,以细腻独特的艺术手法与真实的氛围感营造出一个独特的西部世界,为读者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夜晚静默的猫头鹰、草原看不到尽头的公路、天边聚集的雨云……常在安静的氛围中一点点铺展开来。“远处一辆卡车开来,空车,默默卷起一路的尘土。他看着车开走,猜它要到哪去。农场、谷仓,或者是屠宰场。[……]卡车右侧,一团骇人的乌云悬坠大地,圈聚在离莫兰好几英里远的地方。站在远处看阴云雨雪多美呀,不必担忧那天气会影响到自己。雨,雪,雷电,都是别人在经历。”

受疫情影响,加拿大重要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宣布推迟发布2020年度奖项。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发布近十多年来首部诗集《深深地》(Dearly),主题涉及自然世界、亲密关系、政治议题、女性地位、神秘传说等。加拿大图书市场与美国展现出高度相似性,青少年儿童书籍销量最多;非虚构类作品中,《应许之地》占据销量榜首;虚构类作品销量前两位分别是《美国尘土》及迪亚斯·欧文斯2018年出版的《蝲蛄吟唱的地方》。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4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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