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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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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1-09-04 22:27作者:叶子 唐睿 康凌 金理来源:《南方文坛》

编者按

近期何平与金理联合召集以“非虚构写作”为主题的工作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四期·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2020年10月18日举办)。这组文章是会上研讨与会后反思的成果。叶子考论《纽约客》刊发的“北平叙事”及周边脉络,揭示出冷战时局、“虚拟的个体经验”以及“看见”到“书写看见”之中的间隔,对非虚构写作的深度渗透。香港学者唐睿聚焦20世纪70—80年代香港作家之内地游记。香港作家的游记既保留了距离感,以“漫游者”优势照见当地视野所遮蔽的景观;又毕竟不同于外国观光客流露的异国情调。何福仁、也斯和黄国彬三位作家书写策略虽迥然有异,却在在彰显出“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往往并非只是对景物的客观描摹,而是折射和探索文艺观念的媒介”。接下来两篇文章具有更紧密的关联性。围绕不久前刷屏朋友圈的非虚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康凌通过其间“溢出”的细节,来敞开“身体感官的摆置”,进而彰显“非虚构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再现关系”。金理则作出呼应:“文学性”对非虚构写作的参与,其意义究竟何在。这组文章,前两篇重返非虚构写作的历史侧面,后两篇直面非虚构的现状,当然都是为了召唤理想的未来——调校文学技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释放出文学的能量。敬请垂注。

破镜重圆没办法

——《纽约客》非虚构之“北平叙事”考

文 | 叶 子

在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于1965年重新炒热“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novel)的概念之前,《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已践行“非虚构”写作长达二十年之久。相比普通新闻刊物,《纽约客》“特派记者”栏(A Reporter at Large)的实践者们似乎享有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在求真的基础上,注入小说叙事的趣味与审美。战后二十年间,杂志的“非虚构”板块有着惊人的快速成长。1946年8月31日,《纽约客》前所未有地取消了“街谈巷议”“城市活动导刊”“小说”“评论”等栏目,将整一期七十页的全部版面,留给了一篇与广岛核爆有关的文章①。著名的“广岛”特刊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使《纽约客》顺利完成了从轻松到严肃、从娱乐到专业的文化转型,这篇融合报道与小说技法的文章,本身也被认作是“非虚构”作品最早的范例。

《纽约客》“非虚构”的目光紧追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关于北平的叙述屡见不鲜。前述《广岛》一文的作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出生于天津,父母为来华传教士。就在“广岛”特刊的前三个月,赫西正为杂志撰写《北平来信:4月25日》,介绍设于协和医院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赫西心灰意冷地记录,原以为军调部是美国人在华的重要组织工具,但由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很难就停战谈判或调处起到任何实际作用;谈到军调处失败的种种前兆,赫西罗列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民主联合政府崩溃的诸多证据,并颇费笔墨细述“未被充分报道”的“四二一”北平音乐堂事件②。1946年4月21日,由各界团体促成的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为抗议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露天舞台组织讲演,无奈遭人捣乱会场,累及无辜听众和讲演人。事后,国民党党政当局称此事为不同团体间的寻常结伙斗殴,并任由小报恶毒诋毁讲演人中的受害者陈瑾昆③。而中共方面,则将“四二一”定性为暴徒事先参与布置,使用木棍和长枪做武器的流血事件④。与事后两党宣传针锋相对的报道相较比照,赫西的《北平来信》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中立。他在《纽约客》中谨慎描述“鸡蛋与石子齐飞”的冲突场面,未直接使用“惨剧”“血案”或“暴行”等词,但又不禁道出寻衅滋事背后的某种预谋或组织。以下是赫西委婉的表述:

在会议开始前一小时,一位我恰好认识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老先生,正在中央公园(中山公园)一家名叫“来今友轩”(来今雨轩)的茶座午餐,地点正巧在音乐堂后面。他向窗外望去,惊讶地看到有警察手提装满鸡蛋的篮子,把鸡蛋分发给一群年轻人。⑤

北平音乐堂事件的重要性,远不及同一时期重庆接连出现的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但它的发生地是北平地标性的公共空间中山公园。那位藏在赫西转述背后,显然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者,不仅“恰好”与赫西相识、“恰好”对政治不感兴趣,又“恰好”于事发之前身处来今雨轩,占据对音乐堂后台的有利观察点。

应该说,赫西本人是“事实”的拥护者。他曾明白表示,所谓观察遗漏所产生的失真,和加入发明所产生的失真,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导向偏见,而后者会让“读者脚下的大地打滑”⑥。但关于音乐堂事件的材料,多少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造或转换。赫西将“来今雨轩”极为仔细地译作“来今友轩”,说明他熟知此名典出何处,也知晓此地在北平的社会空间中扮演何种角色⑦。不能说赫西是出于某种立场的谋算,而故意提及来今雨轩,但说它是一种因应时势的“巧合”也未尝不可。不经意间,赫西的“转述”实际上赋予了著名的“来今雨轩”一种新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文化名流聚集地,而是与政治风波直接发生关联,悄无声息地成为权力事件的绝佳观景台。可惜音乐堂事件之单薄,无法给予赫西足够的施展空间,到了《北平来信》的结尾处,他就已经忘记自己正使用着“转述”的伪装:

架越打越凶,民主同盟文雅的盟员们开始有些害怕,这时,正在中央公园散步的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听到动静,冲了上来,大喊:“散开,你们这些没用的混蛋!”战斗瞬间化解。⑧

用双引号框住被引述的对话,是赫西既官方又在场的描画姿态。理论上他既可以是局外人,又可以是局内人,但文体本身的暧昧不明,让赫西无法对这一发现中的英雄主义维度完全弃之不顾。

在赫西讲述音乐堂事件两年之后,另一位亚洲板块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Rand)在《北平来信:5月24日》中预言,一年内战局必有根本转变,二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将向北平进发,并在该地区压制政府军。通常,《纽约客》负责亚洲地带的特派专栏作者都有丰富的在地经验,兰德虽然没有在中国生长的经历,但长期驻守港澳。作为赫西的重要继任,他启动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城市地理观察:

事实上,北平的冷静是用一种近乎不凡的哲学去接受变化……并同样坚信这座城市有能力承受这种混乱。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动荡并不陌生。北平不仅是汉人的故都,且几百年来,也是内亚各民族及各民族碎片(满族、蒙古族、鞑靼族和藏族)……的故都。这些民族几百年来相互争斗……一些布里亚特蒙古人在1920年代初,被布尔什维克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牧场驱赶,一直向南迁移,自此被共产党人步步紧逼。据说一开始有两万人;现在剩九百人。他们在北平懵懂地走街串巷,穿长袍高靴,戴锥形帽,如怯生生的乡下人……仿佛遭遇船难的水手,在沙滩上奄奄一息。⑨

兰德这番话,并非只是将同情的目光投向边缘的布里亚特人,也不只为说明各族群(或各类意识形态)间的殊死斗争在北平随处可见。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此时风靡已久,几乎可以肯定,兰德是拉铁摩尔的读者,他在漫谈中悄然无息地对北平“去中心化”,将其作为内陆亚洲多元文化辐射的一部分⑩。并且,兰德依循拉铁摩尔的方式,试图从边疆发现中国,这意味着真正令他,也令《纽约客》反感的,是将“中国性”等同于“汉人特性”的惯有叙事。受兰德多民族都城史的启发,《纽约客》借新闻界使用“Peking”或“Peiping”两种译名的乱象,仔细钩稽北京城的历代沿革,同时也整理了诸多通讯社与报社的意识动向⑪。关于译名的讨论,与前述两篇《北平来信》一起,均可作为1950年代《纽约客》中北平故事系列的前奏。

北平故事系列前后共九篇,大致篇名与编年为:《龙、粉红婴儿和领事馆》(1953年11月14日)、《白丧,白袜》(1954年9月25日)、《红色大门和水鬼》(1955年5月28日)、《皇帝呀,齐兵马》(1955年9月24日)、《罪犯、干部和厨子》(1956年4月28日)、《银顶针与血红裙》(1956年10月6日)、《祖先》(1957年4月6日)、《狗、麻将和美国人》(1958年4月19日)和《宅人桌椅》(1959年11月11日)。⑫

作者大卫·季德(David Kidd)并非特派记者中的一员,他1926年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科尔宾的一个煤矿社区,童年跟随在汽车行业担任主管的父亲搬至底特律,十五岁起自学中文,取名“杜蕴明”。1946年4月,司徒雷登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时,即将毕业的杜蕴明被选拔为燕京大学的交换学生⑬。同年7月,一方面,马歇尔将军召命正准备从燕京大学退休的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另一方面,身处美国的杜蕴明却收到燕大电报,称受时局影响,校园生活窘迫万状,北平学生膳费无着,望其推迟入学计划。对于未满二十岁的杜蕴明来说,中国之行是千载难逢的人生机遇,他毅然烧掉电报,执意登上从旧金山港出发的邮轮。来华不到一年,1947年7月起,杜蕴明在清华大学做外文助教,与北京大学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太太赫塔(Hetta Empson)相识⑭。在赫塔撮合下,他结识了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余棨昌的四女儿余静岩。两人初见在剧院包厢,姗姗来迟的余家四小姐,不仅与美国青年杜蕴明分享了自家茗茶,还领他去后台见了卸去脂粉的名旦筱翠花。

但《纽约客》中的北平故事系列将闲情雅致一并省略,直接叙述1948年年底的北平围城。此时,无论杜蕴明或余静岩,均已陷入水电粮煤紧缺的困顿之中。系列首篇《龙、粉红婴儿和领事馆》首节即是共产党接管北平的戏剧性时刻,解放军入城后,有部队在余家前院安营扎寨:

余家人——包括Aimee(静岩)的两个兄长、八个姊妹,再加上各自的妻子、丈夫、孩子、姑姨、叔舅等,大概二十五口人……在老宅已住了几代,由高墙围起,加上外围建筑和巨型花园,共计五万平方英尺。有上百间屋,曲廊和庭院宛若迷宫。过去每个房间都用火地——就是在砖地下烧炭火,1911年革命后,取暖费用太高改用煤炉。通常,少说有20多个佣人,围城期间只剩下不到10人……佣人们变得又凶又懒,不好好生火,也不好好做饭。有个佣人一边生煤炉,一边对病重不能说话的余老先生道:“再过两天试试,看看到底谁给谁生火。”这人被辞退,接连两天在大门前诉苦,引得当兵的深切同情……余家人不再走正门,改从后巷的小门进出。总之,这样的环境不适合举办婚礼。⑮

杜蕴明在旧政权移交新政府的第一现场,以侨民身份书写国共内战及解放初期的北平,这是绝大多数西方记者钦羡而不曾拥有的便利。而他也不断有意强化单枪匹马深入腹地探险的印象“至少据我所知,那不平凡的几年只有我独自一人是第一手的直接记录者”⑯;在中译本的前言,和与他人闲谈的场合,他不止一次谈及,当年远渡重洋,是上千名旅客中唯一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甚至可能是开国大典时广场上唯一的美国人⑰。但仅靠见证的“唯一性”,还无法确保叙述与经验的紧密无间。从杜蕴明的“看见”到“书写看见”之中,有着巨大的时间间隔。北平故事的人物素描、对话和行动,事实上都是在所描述事件发生后很久,才被重新确立起来。与赫西在“四二一”之后的第四天,就将文稿用无线电通讯发回杂志编辑部不同,杜蕴明启动为《纽约客》写作北平故事系列时,已回到美国,并在亚洲学院任教多年。而这几年,正是中美关系分外动荡的几年。

在处女作即获普利策小说奖⑱的约翰·赫西与素人作者杜蕴明之间,或许很难做出恰当的比较,但前者确为后者提供了某些有迹可循的启发。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赫西曾在《北平来信》的首节,改写“鹅妈妈”童谣中的“矮胖子”,称“齐了蒋兵与蒋马”,也怕是“破镜重圆没办法”⑲。1960年,杜蕴明将北平故事系列整理出版,书名拟定为《皇帝呀,齐兵马》(All the Emperor’s Horses)⑳。这样一来,对作为北平缩影的余家大院——从墙头衰落、一经解体再无法修复的庞然大物——所做的挽歌,就此和毫不感伤、天真而残忍的童谣声联结。

杜蕴明从未提及,他的岳父余棨昌曾在1941年编撰《故都变迁纪略》,翔实记载了北平的城垣、故宫、内外城及郊坰,并附录故都掌故轶闻。余棨昌在自序中说及:

凡建置之兴废,名迹之存亡,道路里巷之变更,无一不目睹而心识之。在今日事过境迁,人皆淡忘,独予于往日之旧京,犹惓惓于怀,而不能恝置焉。夫以声明文物绵延六百余年之古都,予幸生其间,既见其盛,旋见其衰,复见其凌夷,以至于今日而予犹偷息于此,此予之悲咽而不能自已者也……故老凋零,能知往事者盖以寡矣。㉑

杜蕴明晚年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西方人,如今只有少数人还活着……等我们死了,那时经历的奇妙生活也将被黑暗吞没”㉒。但“惓惓于怀”也好,“悲咽不能自已”也罢,绝非北平故事的基调。

余家在什刹海积水潭北岸,建有背城临湖的余氏宗祠㉓。杜蕴明在鬼影憧憧的祠堂花费不少笔墨,但总以喜剧渲染。《祖先》这篇,为遗物的散失发出些许诗意的哀悼,又生动质疑了对风俗传统的守望。他与妻子一同整理破旧的宗祠,翻出上百卷祖宗的绢布画像,不禁问:

“为什么不卖了,既然家里要用钱?”(在美国,祖先的画像怎么也能卖五十到一百五十美元吧。)静岩笑道:“谁会要别人家的祖宗像!一文钱不值。要么绢帛和锦缎包边还值点。”我边卷画边问:“这谁?”“不认识。只知道姓余。”㉔

又有中元节在宗祠祭祖,余家人点燃最后几炷香后,祠堂就此大门紧锁。向亡者与宗祠的永别,原本哀伤肃穆,真正“旋见其衰,复见其凌夷”,杜蕴明下笔却如同夜宴散场,欢快记录尘土飞扬的深夜返程之旅:

车夫都是结实的年轻人,也许是车钱给得多,也许是三人一起在月光下空旷的路上蹬车,让他们心情愉快,相互招呼:“老王八,跑快点!”“别挡我道!”“给你爹让开!”彼此激励鼓劲,逗笑着在大道上奔驰。㉕

余家祠堂将在1951年夏,与新中国规模最大的游泳场、著名的什刹海人民游泳场毗邻。发动群众开展疏浚西小海的河湖工程,是新北京市政建设的一部分,既能把北京最“脏”的地方变美,又能把“有害”的地方加以利用。1951年6月6日,人民游泳场建成开放的揭幕典礼上,在前一年写作话剧《龙须沟》响应首都市政建设的老舍,曾有一段澎湃的发言,声称“臭的龙须沟没有了”,变成青年们“锻炼身体的地方”㉖。老舍也恰巧提及积水潭北岸的改造:

这个游泳场的北面,过去是聚贤堂,那里有戏楼,很多所谓“达官贵人”,坐在那儿看戏,吃鲜藕,吃鲜菱角。现在,那些“达官贵人”也没有了。这不是平白无故地生出来的,这是政治作用,这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做到,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我们要打美国鬼子,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就要有好身体。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设备,就要利用这个设备,把身体练得棒棒的。㉗

讲演道明了新时代理想所折射的国家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有产与无产、遗失与发现、毁灭与重建之间,建立了清晰可辨的划分与对立。

杜蕴明错过了首都盛夏的欢聚,1950年人民政府在西小海(积水潭)疏浚护岸时,他已携余静岩去往美国㉘。或许是受到各式报道的启发,1956年,实际上已和余静岩分手,移居日本的杜蕴明,决定用《祖先》一文,记录余家祠堂到人民游泳场的巨大改变。虽然离开北京时,积水潭明明还水浅泥臭蚊虫萦绕,但《祖先》中的杜蕴明,却已“目睹”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伟大景观:聚合了几百位游泳者的快乐泳池,其中身体裸露的泳装少女和钢筋混凝土跳台相映成趣。他在《纽约客》中回忆,自己在积水潭南岸与祠堂隔湖相望时心情复杂,急忙换上泳裤游去北岸,“湖水和想象中的一样凉”㉙。然而,等到杜蕴明晚年,北平故事再版之时,此处的记忆又转变为他在“岸边租了一条小船”,独自划船渡湖㉚。说不清究竟游泳还是租船,是池水还是湖水,因为“渡湖/渡池”一事本为虚构。此处微妙的措辞耐人寻味:“仅仅是一瞬间”,他“瞥见”祠堂半开的大门,对里面少了一半灵牌的祭台“似有印象”,“无法判断”是否有穿泳衣的青年闯入祠堂搞破坏,只是“推测”那些湖水中上下漂浮的灵牌,是自娱自乐的游泳者新发明的水上游戏㉛。这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局面提供的不是关于变迁的想象,而是虚拟的个体经验。在打破祠堂大门、扔掉灵牌的嘈杂声中,杜蕴明记录下的对景观的识别,是为真实具体的个体危机蒙上了“不平常”的效果滤镜。这样一来,余氏祠堂反倒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废墟,其中真实的人类痕迹不复存在,全然是被隐匿的与被冥想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初,高居翰(James Cahill)在京都访学时结识了杜蕴明和他的同性伴侣森本康义。四十年后,在《一部略假的经典》中,高居翰言及杜蕴明公开的同性恋身份,猜测他或许在性向上经历了转变,也或许与余静岩的婚姻是一项纯粹的“义举”,是为了“助她离开中国而娶她”;但高居翰反对将《纽约客》中“明显具有欺骗性的描绘”奉为经典㉜。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在他们看来,杜蕴明的写作与他的为人一样,“出色但令人无法信服”㉝。从某种程度上说,杜蕴明确实没有赫西采纳口述史时的谨慎与克制,也没有效仿《广岛》的叙事,抹去高度主观的判断性旁白。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今天,《纽约客》编辑部共有十八位事实核查员,以确保刊载文章中每一条转述的真实与准确㉞。以今日事实核查之标准,不受文体规范束缚、叙述风格介于报道与虚构之间的北平故事,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被采纳。1980年代,杜蕴明用“北京”取代书中所有的“北平”。1996年,他因癌症在京都病逝。

新世纪版《北京故事》的封面,是鲜丽光彩的中式厅堂,挂一副歪歪扭扭的五言楹联:“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横批写“海阔天空”㉟。对于杜蕴明来说,非虚构叙事之“道”,自有其玄妙的精神形态。《纽约客》的北平叙事中,触目皆是他对“求真”的讽刺。哪怕忆及岳父出殡,他也不忘嘲笑手拿相机肩挂皮袋子的外国记录者——那些想要拍得更真切,靠火太近而烧了眉毛的人。㊱

(叶子,南京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文刊物《纽约客》和《格兰塔》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CZW042)

【注释】

①John Hersey,“A Reporter at large:Hiroshima”,in The New Yorker,August 31,1946.

②⑧John Hersey,“Letter From Peiping”,in The New Yorker,May 4,1946.

③报道称陈瑾昆因富孀而“得温饱”,在前门外大街坐拥大批房产。见阿大:《记“北平沧白堂”主角》,《消息(上海)》1946年第11期;徐大风:《中山堂前头破血流:风流寡妇与陈瑾昆》,《香海画报(上海)》1946年第11期。

④《来件: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为“四·二一”血案告同胞书》,《文萃》1946年第28期;《北平四·二一血案发生后华北民主同盟支部的严正表示》,《民主周刊(昆明)》1946年第9期;子冈:《关于北平音乐堂事件》,《消息(上海)》1946年第11期等。

⑤括号内为笔者注。见John Hersey,“Letter From Peiping”,in The New Yorker,May 4,1946. p. 95.

⑥John Hersey,“The Legend on the License”,in The Yale Review,Autumn 1980. p. 2.

⑦“来今雨轩”典出杜甫《秋述》中的感叹,“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说朋友旧时雨天都来,如今遇雨不来。后旧雨今雨,又代指故交新知。

⑨Christopher Rand,“Letter From Peiping”,in The New Yorker,June 5,1948. p.52.

⑩除此之外,欧文·拉铁摩尔的《蒙古纪行》和《中国简明史》等书也已出版。参见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Mongol Journeys,New York:Doubleday Doran,1941;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A Short History,New York:W. W. Norton,1944.

⑪包括效仿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泰晤士报》《镜报》《纽约新闻报》《纽约世界电讯报》《纽约太阳报》,以及《先驱论坛报》《纽约邮报》《每日指南报》等。参见J. M. Flagler,“The Talk of the Town:City of the Great Khan”,in The New Yorker,July 14,1951.

⑫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纽约客》杂志常常连载非虚构作品,单篇版面可高达几十页,甚至上百页,这让杂志与非虚构作者们互利共赢。其时《纽约客》的年广告版面常常是现今纸版刊物的六倍,而如果一本书的大部分已在《纽约客》登载,也必然促进此书的推广和销售。但《纽约客》今日极少再有长文(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连载式的密集发表。北平故事系列参见David Kidd,“Dragons,Pink Babies,and the Consular Service”,in The New Yorker,November 14,1953;“White Funeral,White Socks”,in The New Yorker,September 25,1954;“Red Gates and Water Devils”,in The New Yorker,May 28,1955;“All the Emperor’s Horses”,in The New Yorker,September 24,1955;“Criminals,Cadres,and Cooks”,in The New Yorker,April 28,1956;“Silver Pins and Blood-Red Skirts”,in The New Yorker,October 6,1956;“The Ancestors”,in The New Yorker,April 6,1957;“Dogs,Mah-Jongg,and Americans”,in The New Yorker,April 19,1958;“Houses and People and Tables and Chairs”,in The New Yorker,November 14,1959.

⑬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April 17,1946.

⑭苏云峰:《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1927—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9),2004,第34页。

⑮David Kidd,“Dragons,Pink Babies,and the Consular Service”,in The New Yorker,November 14,1953. p.94.

⑯㉒㉟David Kidd,Peking Story:The Last Days of Old China,New York:Crown Publishing Group,1988,p. xi.

⑰比如,法国汉学家易杰(Nicolas Idier)在半传记半虚构的作品中,曾短暂提及画家刘丹与杜蕴明的交往。见[美]大卫·季德:《毛家湾遗梦:1949年北京秘闻》,胡定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第3页;[法]尼古拉·易杰:《石头新记》,徐梦译,海天出版社,2016,第253页。

⑱赫西的第一部小说《钟归阿达诺》(A Bell for Adano,1944)在1945年获普利策小说奖。

⑲这里妇孺皆知的“鹅妈妈”(Mother Goose)童谣“矮胖子”(Humpty Dumpty),歌词为:矮胖子,坐墙头(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栽了一个大跟斗(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国王呀,齐兵马(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破镜重圆没办法(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见John Hersey,“Letter From Peiping”,in The New Yorker,May 4,1946,p.86.

⑳David Kidd,All the Emperor’s Horses,New York:Macmillan,1960.

㉑余棨昌:《自序》,载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故都变迁纪略》,文海出版社,1974,第1页。

㉓原址在今日的西城区德胜门内西顺城街。参见肖纪龙、韩永编:《〈北平余氏宗祠记〉刻石和余棨昌》,载《北京石刻撷英》,中国书店,2002,第189页。

㉔㉕David Kidd,“The Ancestors”,in The New Yorker,April 6,1957.

㉖㉗《全国规模最大的游泳场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揭幕》,《人民日报》1951年6月7日。

㉘《北京市卫生工程局修建人民游泳池》,《人民日报》1950年8月5日。

㉙㉛David Kidd,“The Ancestors”,in The New Yorker,April 6,1957. p. 120、120-121.

㉚David Kidd,Peking Story:The Last Days of Old China,New York: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3,p. 112.

㉜James Cahill,“A Somewhat Spurious Classic”,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responses-a-reminiscences/200-78-a-somewhat-spurious-classic.

㉝Frances Wood,The Lure of China:Writers from Marco Polo to J.G. Ballard,Long River Press,2009,p. 3.

㉞据曾负责此项工作的樊嘉扬(Jiayang Fan)称,在工作中,2010年她曾多次致电王蒙,仅为核实查建英转述他的引文时句句属实。查建英一文见Jianying Zha,“Letter From Beijing:Servant of the State”,in The New Yorker,November 8,2010. pp.60-69.

㊱David Kidd,“White Funeral,White Socks”,in The New Yorker,September 25,1954.

虚实之间

——试论1970—1980年代香港作家之内地游记

文 | 唐 睿

1970年代末,随着内地推行改革开放,香港大众得以再次循正常途径往返内地,基于实际的生活需要、对内地发展的好奇,以及对中华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加上交通相对便捷、旅费相对廉宜等客观条件,促成了大量港人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地往返内地探亲、旅游、公干和进行文化交流。

在这些人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正值青壮年、属于战后成长一代的年轻作者。他们大多在香港出生,或自小就移居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并在心态上有别于上一代,不再以香港为寄居地或中转站,而是以香港为家,对香港怀有深厚的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在成长过程里,又于日常生活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学校接触到大量中华文化知识,并受到70年代一系列重要事件影响,包括保钓运动和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等,从而对中华文化怀有相当的认同与向往。

受惠于70年代末香港与内地的新通关条件,这些年轻作者就通过各种机会,到内地游历,寻访向往已久的山水名胜,对照所学,并寻访仰慕已久的作家,包括沈从文和无名氏等人,为他们在香港的文艺刊物制作专辑。这些年轻作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近至广东,远至东北三省、西南云贵、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他们既会作为数几天的短途旅程①,但亦有许多人一连穿越数个省市,进行盘桓数月的壮游②,并以旅途见闻撰写游记。这些游记记录了内地改革开放之初此一重要历史转折点的种种观察,既有宏观的社会记录,又包含了微观的民生素描,建构出一个丰富多样的中华形象,为香港文学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这些游记的首要特点是,作者的观察既能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同时又能通过略带距离的港人目光,解读内地风土民情,为各地的山川名胜,赋予有别于传统的意义。七八十年代,正是香港文学的自我觉醒期,一些具有浓厚香港本地色彩的经典作品,例如西西的《我城》(1979)、也斯的香港街道诗,都创作于此一时期。至于孕育了当时一代年轻作家的纯文学杂志,如《大拇指周报》(1976)以及《素叶文学》(1980)亦于此一时期创刊。此外,由陈冠中、丘世文、邓小宇、胡君毅等人创办,风靡一代香港青年的时尚刊物《号外》,也在同一时期——1976年诞生。尽管这一代人,都拥有鲜明的港人身份自觉,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文艺风格内敛清新的纯文学作者,抑或拥有强烈香港本地色彩的时尚刊物作家,特别是企图推广一套由规范汉语书面语、粤语口语,再加上英语相夹杂的“号外体”来奠定香港书写特色的《号外》作者群,他们的内地游记,均能够立足于香港人的抽离身份,同时又采取一种亲近的平等视角,去看待在内地的所见所闻,成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所定义的“漫游者”(Flâneur)。

法国现代哲学家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 L’Invention du Quotidien)③曾指出,人在现代都市往往会服膺于“空间”(L’Espace)的既定内涵、秩序和权力,然而人却能通过“散步”颠覆这种秩序、摆脱“空间”的预设内涵,并通过想象,将他们所遇到的“空间”,转化为个人的诗意“空间”,而这正是“漫游者”的特点。当七八十年代,香港作者于内地穿州过省,观察内地风土民情、游历山川名胜的时候,正是一个不断为内地风物释出崭新意义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家的这种经验,跟外国游客以异国情调的目光,来审视中国社会的解读大相径庭。因为香港作家对当时内地风物的解读,虽带距离感,但却包含了对中华文化的扎实认识和感情。正如《素叶文学》的代表作家何福仁在游桂林,下榻榕湖饭店,得悉饭店曾经是白崇禧的别墅时,虽坦言“我对白崇禧没有甚(什)么认识”④,但这并非意味,何氏对桂林缺乏文化认同,或对榕湖的山水掌故全然无知、漠不关心。在《榕湖》这篇游记里,何福仁从文化角度,着录了榕湖一带的许多风物,包括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刻有郭沫若题字的“古南门”,以及在电影《刘三姐》中出现过的大榕树。而在介绍另一株盘根于古城门的榕树时,何氏还能道出历代造访过榕湖的骚人墨客——“那榕树……自宋代以来,黄庭坚、范成大、颜延之、徐霞客、康有为等人都看过,看过了而不自觉吧,然后是白先勇。”⑤足见这位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向往,只是他同时作为来自外地的“漫游者”,在这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前,不会轻易滑进一般抒情感伤的思想定势而已。

“漫游者”的优势,正是他们能够不落俗套,以有别于当地人的视点去赋予事物新的价值,挖掘当地人容易忽略的意义,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民生观察。《榕湖》里,就描写了改革开放之初,年轻男女比较公开,但同时又多有矜持的约会情景:“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许多的自行车队,趁踏着月色,此上彼落,通常都出双入对,而且都是男和女;开初仿佛互不相识,甚或互不相让,你追我赶,绕湖一周,最后停车在湖畔比较少人的地方,居然喁喁细说起来。”⑥除此之外,何福仁还从景点附近的农家生活片断,发现了都市文化与乡土生活的角力拉扯:“树身如今钉上了保护的告示,不许攀爬放肆,不许放鸡等。”⑦其他作家,诸如俞风、夏婕等人的游记里,也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量民生片断,尤其是崭露头角的个体户和民间小生意──在郑州火车站摆下水盆供旅客洗脸的、在石家庄火车站蹲在一字排开长溜柳条篮后卖红莓的;此外还有不少对外地人而言相当新鲜的经验,包括招待所、华侨宾馆、外汇规管、粮票布票,以及作为游客被围观的种种经验。这些民生观察,对当时的内地百姓而言,或许寻常得不值一提,但而今时过境迁,它们却见证了七八十年代内地的许多民生细节,以及渐遭年轻一代所遗忘的时代记忆。

除了以独特视点记录时代,香港作家的内地游记,也对游记这种非虚构写作的本质,作了深入的反思,其中贡献最突出的,当数本名梁秉钧的作家也斯。也斯生于广东,未及周岁即随家人移居香港,于香港成长、接受教育。1978年,也斯赴美留学,1984年完成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于翌年在香港大学任教,并不时通过学术交流机会造访内地,而这些看似寻常的经历,却正是驱策也斯对于游记此一非虚构文体的本质,作出异于他人省思的关键因素。由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不少香港作家率先造访和书写内地,再加上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学术背景,令也斯既难以、也无意像其他中文系出身,或受过系统传统文化训练的作者那样去书写内地经验。因此,有别于那些千里迢迢跑去历史名胜景仰一番的游客,也斯更乐于在旅途寻求物与我的直观关系。他以近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反思名胜如何作为“能指”,从而激发出游者某种既定想象和情怀——亦即“所指”的关系,一如他在《如何测量陵墓的中心》所说:“堂皇的陵墓的全景似乎已经不能感动我们,那些积习的文字已经不能发生作用,除非我们可以挑选不同的角度,或者把固定的东西拆碎重组。比起汉武帝的茂陵来,我们更欣赏的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但我们的欣赏已经离开了至高的安排者的原意和比喻:不是赞叹霍去病的英年早逝、战败匈奴的功绩、不会看到一个象征祁连山、凶猛的野兽如何为杰出的将军所驯服。我们滑离了中心的观点,去欣赏那些磨砂石的质地,那些无名匠人顺应自然石形而体现出的妙手灵心。”⑧

除此之外,也斯通过内地游记的经验,还思考了客观写实的记录功能,与主观艺术提炼在游记这种非虚构写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所谓游记的作法云云,其实也不外是作者性情的流露。……每个人拿捏的分寸,表现的浓淡,还是关乎性情,当然更牵涉视野,容许活泼多样的个性,才可以有各类不同的散文。⑨

也斯这种强调性情的美学,可说传承自中国古典游记的精神,但也斯对山川名胜的文化省思,也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跟不少香港作家一样,也斯的内地游记,往往都以一种消解历史重量的策略去书写名胜。这除了基于香港作家在审视内地山川风物时,带着“漫游者”的距离,同时也跟他们接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观,特别是强调“边缘”“去中心化”的文化观念,以及讲求“轻盈”的文学主张有关。

然而,并非所有香港作家,都以消解历史重量的方式,去书写自己的内地经验,部分作家如黄国彬,都极力在旅途上追寻各地名胜的历史文化重量,而他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向往,有时甚至令当时的内地百姓感到费解。

黄国彬相信是最早一位于1970年代中港两地推行新通关政策时,申请回内地旅游的香港作家;他同时也是最早一位结集出版内地游记的香港作家⑩。黄国彬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返回内地旅游之时,正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是一位深谙西方文学、文化及语言的学者和作家⑪。然而深厚的西方文化素养,却无碍他对华夏山水和中华文化的热情。1978年当他获准造访内地时,获批目的地是上海,但当火车途经杭州之时,黄国彬却联想到杭州的历史文化,结果竟擅自下车,游览杭州,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游客尚有极大管制的时代而言,可说是极具风险。不过这趟得来不易的杭州之旅,也为黄国彬的内地游记,留下了一段可堪文艺心理学者玩味的描写。

就在黄国彬游览杭州的翌日,他叫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计划去看大运河的起点,但听到这要求的司机却困惑地说:“那里没有甚(什)么好看,现在只有个鱼市场。”但黄国彬对此却十分费解:“甚(什)么?大运河很少游客去?阖闾的堰渎、夫差的邗沟……民夫数十万在呻吟……”⑫直到抵达目的地时,黄国彬才明白司机所言非虚,“河面上,一些木船正载着货物缓缓向北漂荡。几个小孩,正赤裸着上身在水里游泳”⑬。

何福仁、也斯和黄国彬书写山川名胜的差异,似乎仅源于作家的不同才情,实则不尽然。香港战后成长一代作家造访内地之时,正是他们文艺生涯的发轫期,思考与创作俱渐成熟,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接触了不同的文艺观念,并形成不同的文艺圈子,创办了推崇不同文艺宗旨的刊物。黄国彬是70年代诗风社的创社成员,该社于1972年创办《诗风》诗刊。《诗风》的创办宗旨是“兼收并蓄,让现代诗和旧诗互相冲击,希望冲击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国现代诗来”,而且刊物除了刊登现代诗创作,亦会刊登“西洋诗的翻译与介绍”“中国旧诗的创作”和“中国旧诗的批评”,具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取向;而也斯的美学观,则建基于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观,以及比较文学理论;至于何福仁和其他《素叶文学》作家,在吸收欧美最新文艺理论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扎根香港本土生活经验的书写。因此当不同香港作家在七八十年代游历内地时,他们观看与书写内地的方式,均受到既有文艺观念指导,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往往并非只是对景物的客观描摹,而是折射和探索文艺观念的媒介。

过去由于较少论者以现象的角度,去探讨七八十年代香港作家内地游记与作家文艺主张的关系,但随着文艺刊物逐步获数字化和着录到数据库,今日的论者得以更便捷地从宏观的文艺现象角度,去研究这些作品的价值,特别是他们作为非虚构写作予人的启示。通过观照不同文艺观背景作家和他们书写内地山川名胜的方式,将有助我们梳理清楚一些研究非虚构写作的问题。写实与艺术提炼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艺术提炼并不止虚构一途,而联想并不必然是虚构。与此同时,非虚构写作中的写实,也不必然等于客观的叙述,因为正如我们在不同游记中所见到,作者在启程之初,就已经怀着各自的文艺观去“寻找”书写的对象,“观看”本身,就已充满主观性,而如何观看、诠释就更不在话下。“漫游者”虽然能够超然于当地人对当地事物的观察与诠释,但他们的视觉只是另一种主观的视觉,而非客观。

(唐睿,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

【注释】

①如西西等一众《素叶文学》作家同游东北。

②如黄国彬沿三峡上游一直往下游游历,以及女作家夏婕孤身赴内蒙古、西藏等地。

③英译书名为: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4)。

④⑤⑥⑦何福仁:《榕湖》,载《书面旅游》,允晨文化,1990,第105、107、106、108页。

⑧也斯:《如何测量陵墓的中心?》,载《昆明的红嘴鸥》,香港突破出版社,1991,第107-108页。

⑨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香港青文书屋,1996,第81-82页。

⑩黄国彬首本内地游记《华山夏水》于1979年出版。

⑪除了擅长中文创作,黄国彬还深谙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此外,他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进修意大利文及研究但丁,并以二十多年时间,根据《神曲》原诗的押韵法:三韵体(terza rima)译成《神曲》的三韵体中文全译本。

⑫⑬黄国彬:《杭州第二天》,载《华山夏水》,学津书店,1979,第54、54-55页。

麻辣香锅与劳动的身体:对一个非虚构文本细节的阐释

文 | 康 凌

2020年9月,《人物》杂志刊出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调查报道,立刻激起议论无数。其中不仅包括对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外卖从业者生存境况的真诚关注,也引发更多学者对平台资本主义及其算法统治的批判反思。这篇报道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揭示出算法系统对外卖员的压迫方式的核心秘密,即一种基于时间的治理术。其中,对外卖员绩效的考评基于时间的计量,在原始衡量基准上,送餐效率的提高会带来收入的增加。然而,当提高了的送餐效率普遍化之后,系统会相应地重构这一衡量基准,将这一减少了的时间量重新设为起点,进而要求送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这一设置造成了一种不断自我加速的踩水车效应(treadmill effect),为外卖骑手的劳动效率设定了一个近乎自动的、单向度的方向性驱动力,这一过程一旦启动,就必然向他们展开无限的索取。

这种踩水车效应当然不为外卖行业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之一。或许也正是因此,外卖骑手的困局才获得了跨行业的广泛共情,人们可以轻易地在水涨船高的送餐效率里找到自己疲于奔命的影子。只不过在这个行当里,抽象的时间治理术物化成为一个明晰可见的社会实体,即平台的算法系统。换言之,“系统”不仅指代外卖行业的组织工具,它同时也成为当代劳动状况的一个总体性症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因此必然超越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指向我们对当下生存状况的自我反思。

但这不是本文要分析的对象。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想去——更准确地说,能够——处理的议题要小得多。相对于这一宏大的问题域,我将把视线拉回文本,集中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调查报道中的一个细节上。借由对这一细节的讨论,我试图触及再现领域中的劳动身体这一问题,并由此延及“文学”作为一种审美体制所具有的潜能——我的问题是,对一个文本细节的解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一个新的界面,去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系统”时代及其与再现领域的关系?

我所选择的这个细节出现在这篇报道的第一节,化名朱大鹤的外卖骑手在赶路时为了躲避一辆自行车而出了车祸,“正在配送的那份麻辣香锅也飞了出去”。为了避免得到差评,他不仅“打电话给顾客请求对方取消订单”,而且“自己掏钱买下了那份麻辣香锅”。有趣的是,在抱怨价格“太贵了,80多块”的同时,报道记录了他对麻辣香锅本身的评论:“但味道不错,吃撑了。”①

在报道中,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时间催迫下外卖骑手所必然面对的交通事故的危险。如果说对价格的抱怨尚能够烘托他们生活境遇的艰难(后文也提及如何用“更合理的做法”来减少金钱损失),那么对食物的味觉体验的记录则几乎与主旨全然无关。有没有这个细节,对文本行进的逻辑而言没有影响。事实上,在这个细节后,文本迅速回到了“摔车的事情”这一主线上,类似的个人化的、主观的体验在后文中也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细节的可资议论之处,恰恰缘于这种“无关”——在这个时刻,文本“溢出”了它的主要意义框架和感觉结构,并且由此提供了反身审视这个框架的可能。展开来说,一般而言,在这个以反思劳动状况为核心议题的报道文本,乃至在由其所引发的各种议论所构成的整体话语空间中,外卖骑手的身体经验往往被抽象为一个相对纯粹的劳动身体,以此展开关于劳动过程、劳动力价格、身体与劳动空间之关系等问题的分析,继而引发围绕剥削与压迫,或是逃逸与反抗等话题的论辩。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感官经验往往被缩减、被格式化,以纳入某种经济论叙事的框架中。其中,劳动者的衣食日用被置入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来考量,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官体验也成为无关紧要的细节而被忽视。其结果是,尽管外卖骑手与食物日日相伴,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到他们对食物的看法,他们自身的味觉体验。在经济论叙事里,麻辣香锅好不好吃从来不值一提,外卖员的身体始终是一个抽象的劳动身体,一个没有味觉的身体。

而与之相对,此处的细节所提示的恰恰是,外卖骑手的身体不仅是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它还具有一个感官的、审美的向度,外卖骑手是具有感官与审美决断之能力的主体。对于这一面向的阐发,不仅事关我们对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整全性的认知与确认,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引导我们反过来叩问再现实践中的感官分配方式所具有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向度与能力不仅在经济关系中被忽视,更在再现实践中被自觉不自觉地缩减——后者所依循的经济论叙事的格式化逻辑,不正与算法平台对劳动者的看法同构吗?后者不也是竭尽全力将劳动者视为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纯粹的工具性的存在吗?

以这样的方式来讨论这个文本细节当然是一种自觉的小题大做,其目的则是为了借由对这一瞬间的提炼来展开一种新的、不同于经济论叙事的身体感觉结构。朗西埃指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及其中产生的作品里,“身体”总是服务于某种既定目的,身体的各种感官能力与形式总是服从于它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秩序,总是与具体的社会功能相绑定。换言之,身体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感官配置结构中被理解、被规定,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被摆置。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配置与规定对劳心者与劳力者而言并不是平等的,两者被社会所接受的、所允许的、“恰当的”身体感官与表达形式之间并不是平等的——社会支配与统治正是通过这种感官的不平等而实现的。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实践才真正获得其政治性与解放性:因为它有能力创造一种“审美断裂”,有能力将身体从其被社会规定的感官结构中解离出来,为它重新分配截然不同的感官形式和经验。为了解释这一点,朗西埃以法国二月革命时期的一份工人报纸《工人警钟》上刊载的一篇木工日记(和《人物》的报道一样,也是非虚构)为例进行了说明。这篇日记记录了这位木工在客户那里铺地板时,从房间窗户望出去发现一片如画的景色,于是停下双臂,让自己沉浸于对美景的观赏与想象中。在这个貌似毫无政治性的描述,朗西埃发现了“审美断裂”的时刻:如果说“工人”这一身份在社会实践中总是意味着他们的手、眼等的身体运动和感官方式应当依循某种规定的程式与意义而被摆置,那么在这个段落中,工人的手臂的运动和视觉的游走则完全脱离了这种“正确的”摆置方式,脱离了社会为工人的身体感官能力所划定的界限,并将工人的身体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感官结构中,重新定义了这个身体所能做与不能做的范围——此时,他有能力占据、挪用劳动与剥削的空间,将其转化为自由凝视的场域。③

借用朗西埃的概念,我们可以说,“麻辣香锅的味道”所表征的,正是这样一个“审美断裂”的缝隙。在对味觉经验的表达和确认中,外卖骑手的感官结构既不再服从于经济生产过程对劳动身体及其感官经验的摆置,也不再符合对这一过程的再现陈规所规定的劳动身体的功能与能力。一方面,在经济实践中,味觉的经验与能力往往是沿着生产与消费的边界来分配的,往往是属于消费的身体的感官特权,并体现在他们在平台上留下的打分和评论里;另一方面,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区隔不仅体现在经济流程之中,经济论叙事的再现陈规也复制了这种感官分配方式,劳动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被赋予了泾渭分明的感官功能与能力,而味觉显然不在前者“应有的”身体能力之内。因此,对外卖骑手的味觉感知能力的强调,不仅跨越了上述习焉不察的分界,实现了感官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得以意识到经济生产过程对劳动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的区分与摆置,如何侵入并支配着再现领域的运作,为后者勾画边界与规则。

反过来说,在“审美断裂”的时刻,不仅外卖骑手的身体感觉方式获得了新的可能,平台算法的经济生产逻辑对再现实践的支配、两者之间的和谐对应关系也发生了动摇。作为一种审美实践的“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性,便不仅在于借由对严酷的经济剥削过程的模仿来传达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同时,它还在于一种激发、唤醒劳动者身体的新的欲望与激情、新的感官形式。在一个瞬间里,文学的审美能量唤醒了新的可能性,使人们得以重新想象劳动身体与周遭的社会空间之间的感知关系。在这里,这种审美断裂本身并不直接在经济论叙述逻辑内部提供某种对抗性,它所指向的是再现领域整体的构造方式,及其与既存社会实践中的身体摆置陈规之间的关系。

从感官的再分配的路径出发,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实践的能量,正在于这种断裂时刻的生产。由此,我们得以摆脱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粗糙分野,重新进入关于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的讨论。一方面,对于非虚构文本的热衷背后当然牵连着文学研究者关于何为现实、如何有效介入现实的持续焦虑,事实上,前者在某些时候甚至成为后者反向投射出的一个幻象。在这种未经反思的“现实性”的助推下,非虚构这一概念日益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汇,容纳了从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到学术化的田野报告再到新媒体公众号作品生产的所有文类。尽管它们各自有其文体历史与生产机制,但却似乎能够因其与某种(想象的)虚构性的距离,而毫无障碍地被归拢到一起讨论。毋宁说,“非虚构”命名了一种特定的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再现关系,这一命名的吸引力则来自一种对这一关系的透明性与直接性的想象;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这一概念内部的惊人的多元性,非虚构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再现关系,或者说现实进入再现领域的过程绝不应当被视为一个透明的对象,甚至这种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文本叙事的中介性在每一个细节中显现着自身的存在,而对于这种中介性的反复确认,对其留下的诸多痕迹的辨析与清理,则成为文学研究者介入的真正有效的界面。本文对一篇新闻报道中的一个文本细节的分析仅仅是一次尝试,试图以围绕身体感官的摆置的讨论,提示这一中介过程的复杂性所在。借用各种理论工具,我们得以打开这一中介过程里的更多褶皱与缝隙,不仅窥测其中的运作逻辑与问题所在,更发掘文本叙事“溢出”现实,构造断裂的时刻,在麻辣香锅的味道中,嗅出文学的能量。

(康凌,复旦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当代文学中的‘非正典写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赖祐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人物》2020年9月8日。

②③Jacques Rancière,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trans. Gregory Eilliott,New York:Verso,2011,pp. 69-73.

当“非虚构”变成饕餮,“文学”还能提供什么

文 | 金 理

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居高不退,但“非虚构”并非一个自明的概念,在今天依然没有共识(当然有了共识是否就有利也还得两说)。十年前,当《人民文学》推出的《非虚构》栏目正热火朝天之时,我也追踪读过几部,当时恰好遇到一个青年写作者,了解到她参与一个团队正在从事非虚构写作。我原以为双方有共同兴趣,交谈之后才发现,彼此认知中的非虚构并无多少交集,我心目中从事非虚构写作者的名单,与她心目中的名单完全不重合(依然记得她以非常确凿而自信的神情告诉我:今天在中国做非虚构的不会超过十个人!)。当时这位朋友参与的团队,花了很长时间正在做人物经历(很接近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人物原型)的深度报道。所以这位写作者对于“非虚构”的定义依托着特殊的行业背景,这是一种携带着紧张感,置身于危机状态中的写作,不可能是优雅的、余裕后的产物。“非虚构”变成一个定语,后面连缀的“写作”显示出巨大包容力,可以对接文学、新闻特稿、田野调查、社会学报告、历史普及读物……当不同的行业、专业背景、学科领域等作为变量,非虚构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与写作抱负。

说起非虚构写作的前世今生,即谱系、资源与脉络,我们一般会提到西方的新新闻主义、美国纪实小说、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等,以及我们自身的报告文学传统。报告文学在1980年代有过辉煌,但如今好像日益变成一个专供评奖而全面退出日常阅读和学术研究的文类。这本身也成为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再翻一翻我们自身的家底。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非虚构”实践者都来自左翼阵营。他们在提倡速写、报告文学时,经常会取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术语,比如“集纳主义”“摄影机眼”,体现着对其他领域最尖新成果的借鉴。

这一跨界实验的色彩延续至今。近年来文学界的非虚构热潮,总得联系到《人民文学》2010年前后推出的栏目。当时策划的意图,不免有种“纯文学的焦虑”——以虚构为核心、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已经无法与社会公共议题对话,无法回应今天的变局,无法建立与时代真实的关联。虚构的文学节节败退,转而乞求非虚构。1980年代流行过“新闻小说”,出版过几种选本,最具代表的来自吴亮与程德培编选《新闻小说’86》,“新闻小说把自己的视线从以往那些富有戏剧性或传奇色彩的个人命运和个人生活历程移向了广泛的社会问题与历史事变,开始和各种各样和人民密切相关的现实领域展开有益的对话”①——可见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明眼人早着先鞭。然而那还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新闻小说”的组合里,新闻与小说在共赢氛围中良性竞争,而“非虚构文学”的组合里,非虚构隐然已占据文类的优势,对文学产生压迫。非常有意思的是,路内近期长篇《雾行者》中有一个女孩子,出场时是非常标准的文艺女青年,信仰诗歌,床头贴满阿赫玛托娃,这个人物在小说中间就消失了,等后半段再出场的时候,摇身已变成在血汗工厂里做卧底调查的女记者。这个人物的转变,告诉我们非虚构是对文学、对文学气质的一种克服。我完全理解“非虚构文学”倡导者们的苦心,但在非虚构蔚为大观的今天,私心里不免仍有嘀咕:首先,当我们已经接受后现代、新历史主义等思潮洗礼之后,当我们已经完全认同虚构性文学话语对历史写作的积极参与之后,我们反过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要求文学具备一种非虚构性。其次,实录与虚构的判然两分本就是现代以来才发生的现象,史家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笔下不乏小说家言,诗人杜甫与小说家曹雪芹则被公认为史笔。古典传统中“保存着一种为今人所忽视的‘真实性’观念,正是这一观念使‘虚构’的叙事可能在真实性上高于作为‘实录’的叙事”②。那么在今天,非虚构和文学之间何以变成势如水火的对立,而二者原该是以不同姿态并肩对世界发言,也将面临共同的困境。最后,如果小说已然陷入危机(其实不同时代总有人宣布“小说死亡”),为什么我们的应对方法不是磨砺小说技艺——毕竟为小说正名的还应当是小说创作本身。烂俗的小说不应该败坏我们对这一有过辉煌历史的体裁的信心。

非虚构在今天已经变成饕餮,不断吞噬其他文类。首先吞并了报告文学,其次挤压了散文(翻开各大文学期刊,在小说、诗歌之外,栏目标署一般作“非虚构”),再次,社会学调查(比如近期在图书界极为成功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人文随笔(比如赢得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散文家”、史学家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甚至社科领域的专业著作(比如王笛一系列新文化史、微观史方向的作品)等,都会被归到非虚构名下。那么,面对非虚构的无远弗届,“文学”到底还有什么作为?回想1990年代至今,在巨大的学科焦虑(包括“纯文学”反思对“文学性”的质疑)下,文学界不可遏抑地兴起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冲动:在新形势下,曾经生机勃勃的文学研究,其思想活力在逐渐衰退,提出问题的能力也日益丧失,希望借助其他学科提供的知识与方法,来重建与现实沟通、对话的能力。于是,文学一步步地向思想史、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哲学、文化研究等开放。从今天来看,不断突破自身门墙是否兑现了活力,抑或只是邯郸学步失其故行?与本文论题结合,我想揭示其中非常微妙的视差:当文学研究者们不断放下身段之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依然对文学保有热情与寄望;而后者的热情与寄望,集中在文学的优质基因上,恰恰这一基因很可能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被文学研究者自身忽视、遗忘了。

十数年前,当我们身陷学科焦虑与“纯文学焦虑”,历史学家杨念群则在其主持《新史学》集刊创刊时,发表过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倡言“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③——在规律、必然性、深层结构之外去揭发偶然与意外中的历史丰富性,把握内在于日常生活纹路里的细微含义与感觉结构,在解读史料的同时逼近历史当事人的感觉世界……凡此种种,均大有文学用武之地,至少有过文学研究的训练,理应对上述史学问题更为敏感。饶有意味的是,也许正因为二者亲缘性,当时曾有采访者向杨先生发问:“感觉主义史学”如何与文学相区分④。2020年,人类学家项飙与吴琦的谈话录《把自己作为方法》成为畅销书,项飙在书中多次表达了对非虚构和报告文学的热望。那么,这些优秀的学者,他们期待于文学、非虚构文学的是什么?或者说,在林林总总的非虚构写作中,非虚构文学能够提供什么?非虚构文学理应携带自身无法舍弃的优质基因去参与非虚构写作,那么这一优质基因体现于何处?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是一本广受赞誉的非虚构著作,其中文版由项飙作导读,在与作者马修的交流中,项飙问道:“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马修回应:“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如何对身边人事与生活肌理给予细密关注,马修自述得力于小说家的启示,他称呼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与托妮·莫里森(《天堂》)为“观察天才”⑤。

萨义德发现过一个有趣的事实:东方学形形色色的门类中,居然没有文学研究!东方学家大抵都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可以对伊斯兰教历史、阿拉伯社会、中东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纷争……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但是他们“从来不提文学,更别说研究了”。“东方学术语就是玄奥的论述,但其中的智慧并不能使人有能力去研究今天在黎巴嫩或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区所发生的事,或中东人民的日常生活等。简言之,东方学的现形意味着任何东方文学兴趣的隐形,没有把东方文学视为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只要读最近的一些诗、小说或散文,对阿拉伯世界任何地方现况的了解,就远超过读中东研究所、兰德公司或任何在全美各东方研究系任教的自称东方学者所出版的一整架子出版物。”⑥想来也不奇怪,东方学是一种“对东方的再现系统”,这一系统有意识地逃避、隐藏文学,恰是因为文学中保留了地方民众超乎现代知识的分类之后的想象、感受或表达,或者说,保留了“那些干净利落的”知识论述所没有办法过滤、屏蔽掉的感受、想象和表达——东方学有趣的闪避,是否反证了文学的机能与活力?

近期何平教授与我联合召集过一次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工作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四期·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2020年10月18日举办),作家淡豹在发言中以引发舆论热议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为例,格外注意到这一非虚构文本中出现的外卖骑手朱大鹤,朱大鹤从小地方来到大都市,不熟悉北京的道路和外卖行业的门道,天天因为超时被扣钱,沉浸在巨大的沮丧与无能感之中。“后来,随着电动车越骑越溜,路越来越熟,他从新手变成了马路上抢时间的高手,那种无能感才渐渐消失,‘与超时相比,逆行算不了什么。’他说,和同行们扎堆逆行的时候,自己甚至能体验到一种‘顺畅感’。”⑦针对外卖骑手上述感受与体验的转变,淡豹作了精彩评议——

重要的是,外卖员不仅仅是为了利润或者出于压力而被迫逆行,而是,他对于城市的掌握,也恰恰体现在逆行的能力和其可能性之中。能顺畅逆行是一种知识和能力,他逐渐掌握了城市空间的地图,也掌握了身体下的交通工具。此外,他能通过逆行掌握自己的身体,他超过那些循规蹈矩的人,超过城市里面的白领和上班族,超过红绿灯,超出“算法”“系统”“站点”“规矩”对自己身体的日常控制,虽然他是在算法地图下不得不逆行,不逆行会扣钱,但这时又反过来体会到一种自由感,对自我的控制感,还体会到与其他外卖员扎堆逆行的那种呼啸而过的集体感——这就是能动性。

平常讨论外卖员的非虚构、虚构,以及大众印象,都集中于外卖员所受的“压迫”,他们和城乡、资本、技术的关系,往往把他们视为一种边缘或底层群体,浓缩成多重压榨之下可怜的打工族。故此,大众读者往往设定了一个抽象的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要去拯救抽象的“他们”,从“是否自己该催单”“大雪时是否该叫外卖”这类“消费者道德”的意义层次上思考问题,同时将脱离外卖工作、坐上办公室,视为外卖员“阶层上升”“成功”的标志。而这篇非虚构中,逆行背后的“掌控感”可能是一个我们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事实,如果我们重视这种令人意外的“顺畅感”,可能就会发现,留在城市里,成为白领小职员,并不是他们期待的未来。⑧

淡豹有着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专业素养,又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她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令人意外的”、溢出了非虚构写作格套的段落。外卖骑手的“顺畅感”,也许并不是这篇非虚构报道必不可缺的信息,略去这一段并不影响其真实性与有效性;但对于我个人的问题意识——如上文所述:文学,或者说一双“文学性的眼睛”能够为非虚构提供什么——而言,这一感受与体验弥足珍贵。然而在欣喜于淡豹发言之余,我又隐隐感觉到这番立论也许还不稳妥。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是:为了捍卫淡豹的发现,首先我来充当一番“魔鬼辩护士”,预设反方有可能提出的质疑;其次在质疑展开的基础上,发掘、强化淡豹立论中的闪光点,进而有针对性地“打补丁”。

淡豹发言的出发点是外卖骑手心理体验的转变,这是一种非常微观的感受,很难再进行结构化,借用淡豹的用词“地图”来说,这番发言是聚焦于地图上面某个具体的、微小的风景,风景可以放大,但是当置放到地图的坐标背景之中时,“点”的意义在“面”的结构中可能趋于淡化甚至消散。“顺畅”的微观感受如何抵御算法体系?暂时挣脱的自由感,当被还原到压迫与剥削结构之后是否转瞬即逝?具体来说,至少可以设想如下三种基于反方立场的质疑意见:

首先,外卖骑手这个规训与挣脱的故事,总会让人联想到福柯。在福柯看来,惩罚实践在18世纪前后发生巨大转变:此前的典型就是酷刑,对犯人身体公开行刑;进入18和19世纪,惩罚形式变成监狱收押,监狱是一处制度性场所,宗旨不再是摧折身体而是调控身体,在一系列繁复而精致的运作机制下,让人的身体变得更加有用、更加顺从。不同于此前单方向的压迫、奴役和暴力,在“权力力学”中形成一种统合自我的幻念,于是,被压迫者恰恰表现为甚至自我想象为一个自由能动的主体,“我”可以去生产、消费、游玩、休闲……但所有自以为是的一切都无所逃于权力部署。那么,外卖骑手的“顺畅感”也只是一种幻觉?

其次,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曾现身说法:袁世凯统治下,此前流行的钱票贬值、废止,民众都很恐慌,几天后终于可以到银行去折价兑换成现银,于是赶紧去排队,“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甸甸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⑨。在鲁迅的语法当中,“奴隶”跟“奴才”有区别,因为力量的渺小无法作正面对抗,奴隶的境遇有时势所难免,“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做奴隶虽然不幸,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有挣脱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⑩。鲁迅式的反思提醒我们,在奴隶状态当中必须警惕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丧失身为奴隶的自觉,反而感到欢喜,这个时刻恰意味着从奴隶向奴才的堕落。在算法系统和压迫结构中寻找“顺畅感”,也是一种未加反省的“喜欢”和“小确幸”吗?

最后,外卖骑行中的“顺畅感”,近似一个“反结构的时刻”,“人们在此时摆脱了例行工作的那些结构和规训,体验到中介态时空所蕴含的种种可能,所带来的诸般快乐”⑪。然而当“反结构的时刻”被置于资本主义运行条件下时,就仿佛个人的消遣和娱乐只是被体验为短暂的休息,为重返甚至进一步适应劳动过程做好准备。那么“顺畅感”是否也类似于泄压阀,短暂的喘息之后,重返受迫结构当中?“反结构的时刻”如何由点及面,发展出长线的解放可能?

以上预设了三种反驳方案,其实质疑的方向较为一致。且将本文论题再收束一下:当面对非虚构的无远弗届时,文学还能提供什么?淡豹对于《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读法,提供了一种“文学性”的可能。那么在识别出这一读法兴许会招致的质疑后,我们如何进一步提取其中潜藏的生机?康凌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他提取了外卖骑手与麻辣香锅的细节,指出这个“溢出”的细节的意义所在:“外卖骑手的身体不仅是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它还具有一个感官的、审美的向度,外卖骑手是具有感官与审美决断之能力的主体。”(见同期康凌文章)。

康凌关于朗西埃“感性重新分配”的引入,让我想起同样是朗西埃,尤其注意福楼拜精准而不厌其烦地将笔触探入艾玛感觉的微观层面:“阳光下小波浪上的蓝色水珠或被风扬起的缕缕灰尘。这正是人物感受到的东西,也是引发他们福祉的东西:感觉的纯粹水流。”⑫在对微观感知的关注中,福楼拜遵循了构成文学的原则,文学的激进性由此显明:作为感官感觉的组织原则的分配秩序和意义认定,本身并不是天然的,恰恰需要反思;文学主题不存在高贵与卑贱之分,诗歌与散文没有区隔,诗意与日常生活没有分界线……艺术民主的实现,也指向社会—政治等级体系的摧毁。朗西埃并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但重提文学审美之于感性的重新分配的意义,已经不仅仅针对非虚构写作,也显豁了文学在今天的价值与使命。写到这里,我想起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路翎。路翎经常遭受的指责是:他笔下的人物披着工农的面孔和外衣,却呈现出知识分子的语言和灵魂;他以抒情与明亮的笔墨描写工矿、厂区和劳动着的工人,却不觉悟异化劳动状态下的痛苦和压迫(这一批判逻辑和上文所预设的反方方案如此相似!)。在批判压力下路翎曾有过朴素的自辩:

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而不是只说“事情”“实质”的。⑬

我向往典型的形象是高度概括性的,同时是个别的,即具体的、活跃的、热血的生命……⑭

什么是可被感知的,什么是不可感知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噪音;谁具备能力言说,谁被指认为胡说八道……路翎的写作逾越了“五四”人道主义(底层应该是有待启蒙的客体,怎么会具备“原始强力”)与左翼革命(工农应该限定在“典型形象”的书写程序中)两大主流方案所钦定的政治正确,就好像朗西埃搅乱、拆解了感觉结构背后既有的配置原则与分界线。底层的幻想与细腻情感、思考与反抗,要么不被表现——因为前者已经被分配给了文化人,后者已经被分配给了革命者;如若要被呈现,必须承载人道主义的内涵,或导向革命前瞻性的觉醒(自发而非自觉的反抗是无意义的)——这是一笔多么沉重的“再现的重负”。然而,与朗西埃“感性的重新分配”契合,胡风是这样来评断路翎的文学史价值:“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⑮路翎式的文学,启动了感性的重新分配,再现了“不为人知”的契机与瞬间,在今天,那很可能就是快递小哥的“顺畅感”。

从非虚构到朗西埃到路翎,一个共同的启示是:不平等关乎感知,底层的思想、声音和行动,在秩序森严的社会制度和被“再现的重负”压垮的审美体系中变得看不到、听不见。我们的阅读期待(往往看似真诚的阅读期待)和文学制度,大抵视外卖骑手为残缺、匮乏、受苦受难的人物。一方面,他们的角色扮演如此单一化;另一方面,读者通过对他者苦难的观察来产生怜悯、同情与“血与泪的文学”。上述文学生产与消费程序对外卖骑手的呈现和算法系统对外卖骑手的处置,其逻辑并无二致,看到的只有木偶和机制,看不到活生生的行动者及其经验。最后,重申朗西埃的基本预设也许不无意义:“人们总是比社会科学家以及外部观察者们所认为的要更为自由。人们应该总被预想为有能力思考和行动。”⑯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复旦大学2020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当代文学中的‘非正典写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吴亮、程德培:《新闻小说’8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页。

②洪涛:《〈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100、101页。

③杨念群:《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载《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中华书局,2007,第1、2页。

④杨念群、雷天:《“感觉”历史:杨念群访谈录》,《博览群书》2007年第8期。

⑤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胡图片谆、郑焕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3页。

⑥萨义德:《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薇思瓦纳珊编,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45、46页。

⑦赖祐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人物》2020年9月8日。

⑧淡豹在“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工作坊(2020年10月18日)的发言整理稿,未刊。

⑨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23页。

⑩鲁迅:《漫与》,载《鲁迅全集》第四卷,2005,第604页。

⑪伊恩·伯基特:《社会性自我:自我与社会面面观》,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79页。

⑫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5页。

⑬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载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第282、283页。

⑭路翎:《〈路翎小说选〉自序》,载《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第241页。

⑮胡风:《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序〈饥饿的郭素娥〉》,载《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00页。

⑯让-菲利普·德兰蒂:《朗西埃:关键概念》,李三达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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