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电影》：罗杰·伊伯特和他的电影世界

2016年底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电影写作项目“和电影生活在一起”。花一整年时间去专门重温电影史上的杰作。简而言之，也就是365天，每天看一部经典电影，并且每天写一篇观影日志。彼时我已经从事电影写作近20年，发现我要表达的感受都已说完，而电影似乎再也没有给我带来更新的东西。于是，我几乎放下所有工作，专门花费一整年回头去看，曾经让我为之惊异、为之感动的经典作品。

当时有两位美国影评人启发了我的这个写作项目。

一位是《纽约客》的影评人大卫·丹比（David Denby）。1991年，48岁的大卫·丹比回到30年前曾就读过的哥伦比亚大学，在课堂上重新学习了两门人文课程。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重读了从荷马、柏拉图到康拉德、伍尔夫的经典之作，并写成了一本名为《伟大的书》的书。大卫·丹比以此来解决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知道什么”之类的知识分子的焦虑。

另一位就是《芝加哥太阳报》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1997年，他开始在这份报纸上开设双周专栏，以较长的篇幅来回顾过去的经典老片。他发起此举的目的，可不是解决什么自我的中年危机，而是对当时的年轻人已经不看黑白片，也不知道布努埃尔、布列松或小津安二郎而感到忧心忡忡。他对电影有种最赤诚的爱。

罗杰·伊伯特此后在《芝加哥太阳报》上刊载的专栏，日后结集成了厚厚的《伟大的电影》三册书。我在“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的一年中，总共浏览了两三百本电影类书籍，包括评论集、导演传记、电影史等等，但最常翻阅的就是当时已出版的中文版《伟大的电影》第一册。在“每日一篇”的高强度下写作，时常会引发自己的焦虑与倦怠，而只要翻开这本书，就总看到伊伯特优雅、温和地不停谈论他喜爱的经典电影，难免大受鼓舞。

伊伯特告诉你这部影片因何伟大；告诉你这部电影的创作者们都有哪些过人之处；他向你描述这些电影最令人赞美的瞬间时，也会注意不剥夺你自己观影的乐趣；当然他资深过人，时常说起这些电影幕后的逸事；更重要的是他理解人的本性，并以此为准绳引导我们去接近那些晦涩作品。

他热爱他的事业。即使在他癌症晚期、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然艰难而愉悦地不断观影和写作。他在自己最后一篇博客中向影迷们告别，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仍然在短文中闪现。他写道：“癌症复发把我困在医院多日，不免令人沮丧，所以有时我会写疾病带来的软弱，有时我会描述好电影怎样让我精神焕发。”

伊伯特和他的事业

在新近出版的中文版《伟大的电影》第3册中，我读到了著名的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写的序。他高度赞美罗杰·伊伯特的成就的同时，也准确地指出：“伊伯特是第一位真知灼见并非来自书籍文化，而是来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媒介的作家——他的见解深深根植于电影之中。”

这句论断或许揭示伊伯特的影评之所以与我们这一代中国影迷容易引起共鸣的原因。我们在知识渴求期的青少年时代，正好经历了九十年代电影文化的大洗礼，通过家庭音影设备的普及，互联网的进入，电影成了我们汲取知识与信息最直接便利的途径。不夸张地说，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

在《伟大的电影》三册书中，罗杰·伊伯特毫不掩饰电影在他生命中的特殊地位。他在评论《邦尼和克莱德》时，忍不住回忆起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刚看这部电影时，刚成为一个影评人不到六个月，它是我职业生涯里遇到的第一部杰作，我的兴奋之情无法溢于言表。这样的经历不知道多久才会有一次，但至今，我明白它们都会有的。”

伊伯特在评论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时，简直拿着自己的个体经验作为标尺。1960年，他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时还是少年，片中的“甜蜜生活”就代表了他所代表的梦想的一切……1970年再看此片时，他自己已经处于堕落又空虚的男主角马塞洛的年纪……1980年又看此片，他发现马塞洛还是那个年纪，自己却老了，也戒了酒。马赛洛“不再是榜样，而是受害者，注定以徒劳的方式寻找幸福”……1990年之后重看这部电影，“马塞洛更年轻了。现在我却同情他、爱他。”最后伊伯特写道：“我想的是费里尼和马塞洛抓住了一个偶然的感悟，把它变成了不朽之作。或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甜蜜的生活，但这一点你必须亲自去发现。”

他在文章中谈到罗伯特·奥尔特曼计时方式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他拍的电影来度量。而伊伯特自己甚至是以“看过的电影”来度量生命。在谈及《牧场之家好作伴》这部奥尔特曼的遗作时，他写到了戏中的民谣歌手们唱起“一切悲歌之中最美妙的那首，《红河谷》”。然后笔锋一转，写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在九岁那年夏令营的篝火旁，我知道那最初的感觉会伴随我一生。”他用非常私密的人生经验，告诉他的读者，电影有一种魔力，能够唤醒你生命中某种“最初的感觉”。波德维尔写的序中说：“伊伯特证明了带着热情看电影，就可以开辟一条理解生活的道路。”是的。我也可以证明。

多元世界的洞察者

《伟大的电影》这三大本评论集，罗杰·伊伯特以最大的耐心、最诚挚的话语，向他的读者介绍不同时代，以及不同文明世界的电影。他似乎总是能找到亲近这些作品的方法——就是去理解它的创作者。他并不把他们当成世界另一侧的其他艺术家，我从未在他的评论中读到任何猎奇的语言，他把这些创作者当成自己能够感同身受的同胞——在电影的国度里。

最显而易见的证据是，伊伯特在评论印度导演雷伊的《阿普三部曲》时写道：“它涉及到的时间、地点、文化与我们如此不同，但却直接而深刻地触动了我们的人类情感。它就像一个祈祷，肯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电影所能达到的境界，无论我们在自己的愤世嫉俗中迷死得多深。”

同样他把小津也作为一位类似的启迪者。他说：每个热爱电影的人早晚都会遇到小津。然后写道：“他（小津）的摄影机从不运动。没有横摇，没有推拉镜头，甚至也没有溶接，只有从一个构图直接切到下一个。这一做法有种沉思冥想的气质，它鼓励我们去仔细观看并让自己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

他理解雷诺阿：“在他最好的电影里，每个镜头都表现出对角色的观察和同情，几乎没有一个机位的选择是纯粹为了效果，而不首先想想哪里是观察角色的最佳位置。”同样，他也深刻地懂得比利·怀尔德：“（这位）希特勒时代的逃亡者，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但他从来不买所谓美国梦的账。他对任何梦都保持警惕。”

罗杰·伊伯特把电影视为梦想，甚至图腾。他也在他所书写的经典电影中找到了同类。在写到赫尔佐格激动人心的《陆上行舟》时，他提及了一桩逸事。当投资人听说赫尔佐格本人已经意识到将一艘船拉上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问他愿不愿意放弃。赫尔佐格的回答是：……如果我放弃这部电影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我不会那样苟活于世。

伊伯特用几乎崇敬的语言，描写非洲电影之父乌斯曼·塞姆班。他写道：“（塞姆班）出生之时，没人能够想到非洲大陆上的黑人也会写小说、拍电影。他将其一生奉献于他所在的大陆人们需要看到的勇敢与有用的电影。尽管在拍摄之时，他便知道他们可能永远看不到它们。它们存在着。它们等待着。它们使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对经典电影，他也并不是一味赞美了事。比如谈到纳粹德国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在论述这部作品的背景，以及它在艺术上的惊人成就之后，伊伯特似乎轻描淡写、却十分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结语：“发人深思的是：银幕上大多数人在未来几年时间之内都战死了。”没有什么语言比这句话更明晰和有力地道出这部影片背后的巨大悲剧了。

至少有一丝爱注入电影之中

罗杰·伊伯特说他选择的是“伟大的电影”，而不是“最伟大的电影”。他对排名没有兴趣，他之所以挑选它们是因为喜欢它们，它们都有足够的艺术水准、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如果说一部“伟大的电影”拥有诗意、风格、哲思、想象力等等诸多因素的话，伊伯特最看重的大概是电影对人的关怀。

他为迈克·菲吉斯执导的《离开拉斯维加斯》写的评论，开篇就足够悲天悯人。这部讲述“酒鬼和妓女”的著名影片，曾被许多人认为讲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但在伊伯特那里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它真正讲述的是“两个绝望的人将爱情作为一种祈祷和抵抗痛苦的最后依靠”。而“……那些认为它过于极端的人，只能说他们足够幸运没有让自己落到这般田地。很少有影片比它更绝望。然而，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又如此充满希望，它探讨了即使是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在最后的绝境之中，我们仍然能够在爱的给予和获得上找到些许慰籍。”伊伯特写道。

伊伯特的字句之间总是充满了温柔的观察和对人性的体悟。关于这一点，他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关于《土拨鼠之日》的文章，他坦言最初因为电影太轻快了，以致有时会让人们忽略了它的价值。这部喜剧的主人公是个令人厌恨的天气预报员菲尔，他在一次差旅中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2月2日），电影没有任何科学解释，但却完美地描写了一个人“卡住的日子”。菲尔发现自己在2月2日可以为所欲为，反正第二天醒来又回到了前一天。当他坏事做尽、尽显无聊之后，他开始尝试做好事，这才发现生活中真正的美好。以及，他真正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同事丽塔）。伊伯特为他的文章写了一个美妙的结尾：“有一回菲尔告诉丽塔，‘当你站在雪地里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天使。’重要的不是他开始爱上丽塔，而是他终于学会去发现天使。”伊伯特敏锐地指出了这部通俗电影非同寻常之处：不是描写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而是描写了他如何学会了去爱。

时常，伊伯特对人的关怀，从电影内部延伸到电影之外。在谈到法斯宾德的杰作《恐惧吞噬灵魂》时，他引用了一个自己亲耳所闻的幕后故事。影片讲述的是50岁的女清洁工艾米和小她20岁的摩洛哥人阿里之间的爱情，最初他们受到了主要来自子女、邻居、同事们的巨大压力；接着艾米提议和阿里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旅行，在旅行之后，他们发现所有人都变好了，因为各种原因，都试图缓解和他们的关系。然而，当外界压力消失，这对爱人之间的内在压力却随之爆发，两个人之间真正的不平等就彻底地显现出来……伊伯特在评论最后提到了饰演阿里的演员的真实故事。阿拉伯人萨勒姆因为此片从北非山区去了德国并走入法斯宾德的生活，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他开始喝酒，到柏林捅了三个人，然后回到这位导演身边说“你现在不用害怕了”，最后在监狱里自杀了。这个幕后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伊伯特有意识地将人的不幸带到我们面前，他既说明了电影和生活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我们对人的关怀并不应只停留在银幕上。

在《伟大的电影》这三册书中，我们能从完全不同类型的经典之作里，读到伊伯特对人、对人类的洞察和期许。他在雷诺阿的《大河》中看到了“并非我们喜欢的每个人都必须成功，并非我们讨厌的每个人都必须失败。到最后，一切都会恢复秩序——抑或不会，这也是时间流逝、生活和解的方式”。也在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看到了“（这部电影）像音乐、祷文或壮丽的风景一样震撼我们的头脑、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令我们茫然自失。……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会思考时，我们才成了真正的人”。而又在布努埃尔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他看到“……智慧和认同。他把我们都视为伪君子，承认自己也概莫能外，并且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最让伊伯特膜拜的导演之一，是小津安二郎。在他对《东京物语》的评论中说：“寥寥无几的元素为基础，小津拍出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使电影变得崇高。它说明，是的，一部电影可以帮助不完美的我们变得更好一点。”

“电影能帮助不完美的我们变得更好一点。”这句话在别人口中难免有点像是老夫子的说教，但在罗杰·伊伯特这位电影的信徒那里，又显得无比真诚。如今，当我自己开始从电影评论的工作，转向进入电影生产的工作中去，我发现它就不再是一句空泛之语。我们在创作的最初，仍然应该相信电影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好的东西。一部好的电影，首先它是关心人的电影，无论是穷人，还是怪胎；是普通人，还是少数人；是具体的个人，还是整个人类。

我想到一位智者曾经说过：至少应该有一丝正义注入视觉艺术中。那么对于罗杰·伊伯特而言，至少应该有一丝爱注入电影之中。